南下之路

　　1937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历时几个月来到西南联大。在当时，南下意味着凶险，但刘文典觉得，作为一名文人，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是不应该选择退缩。他觉得自己应该与事业同在、与学生同在。

　　一路上，刘文典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的师生汇合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后来，他在给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后来，刘文典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晓玲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几个月后，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着他的四大箱珍贵书籍、资料，经香港辗转到云南。到香港后，但因书籍资料实在无法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刘文典在课堂上沉痛地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

　　知己知彼

　　刘文典坚持知己知彼的道理，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

　　1942年，刘文典作《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灾么?也都不是。我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简直可以使整个世界、人类、全体归于毁灭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文末，他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1945年日本战败后，刘文典又作《日本败后我们该怎么对待他》一文，主张中国政府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可惜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果真贻害无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