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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张京华
//www.auribault.com 2016-02-01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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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弘且平和

  偶尔有人会问学习历史读什么书为好,总是迟疑着,不敢把《中国史稿》、《中国史纲要》这样的书推荐出去,思忖再三,只有《史记》可以作答。

  知道读什么书固然重要,然而,知道什么书不宜读尤其重要。

  六经是古人认为最重要的书,但《易经》,孔子只传授给了商瞿一个人。不似《诗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随时可以取读。

  后至北宋,程颐作《易传》,仍是这种态度,“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弟子张闳中问《易传》何以不传授,程颐说,“觉老耄则传矣,第患无受之者尔”。游酢问《易》中“阴阳不测之谓神”一句,程颐立即反问道:“贤是疑了问,是拣难的问?”

  古人说师者“授业解惑”,作用就在这里了。《易经》如果读不好,就似一个陷阱,而《诗经》无论怎么读,都不会使人走火入魔,所以三岁小儿亦可放心去吟。

  《史记》大抵也是这样一部书。《左传》、《史记》、《通鉴》,各自代表一个时代的史学,而《史记》是最恢弘的,又是最甘和的,即如中药里的乌头、桔梗。

  入学之门径

  但《史记》也是一部文学书和一部哲学书。

  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史传散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在十年前曾经指导学生写过一篇小文,《〈史记〉性质的另类审视——作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因为在《史记》中,司马迁为236人作了传,其中曾有著作的为34人,属于学者的有45人,约占列传人数的1/5.统计数字表明《史记》并不仅仅是历史著作,还是一部具有学术史性质的著作。今天,我们读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学说,读道家老子、庄子的学说,《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仍然是最切近的核心文献。

  读书法

  读《史记》还是该读直排繁体本,包括三家注。简体字会丢失不少汉字原有的信息,直排可以限定阅读的速度使之不要太快,而汉唐古注则早已与正文融合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已不可能跳过。

  所以《史记》仍以读中华书局的版本最为便利。它有10册,可以先读列传,从第7册读起,回过头再读本纪和世家。“八书”是制度,比较重要,而“十表”也可以暂时不读。也不必每册从头读起,翻到哪儿都可以,各篇完整就好。

  《史记》博大,读之如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初读则可以用“不求甚解法”,且不追究,读熟就好,习惯了翻阅,渐渐有感觉了就好。

  选书法

  但中华书局本《史记》也有问题。

  有人提到这个版本,称之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我就问,“它有一条校记吗?应当是标点本吧!”

  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介绍司马迁,说“大概再过一二年或者三四年,他死了,卒年无从查考”。这是标准的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白话文,清新流畅,但少了含蓄之温情。

  中华本的《史记》原是顾颉刚先生向新中国的献礼,是在大跃进中完成。“此是毛主席、周总理所命”,“毛主席令在两年内将廿四史点讫”,“中华书局一定要在今年内将《史记》出版”(《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先生本人,一方面多次整理《史记》,一方面又始终对《史记》提出严厉批评,如说“司马迁仓促成书,有文理极不通顺者,又有事实大谬误者”(《顾颉刚读书笔记》),“我们翻开《史记》来,仍然遗留了不少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而和历史的真实不符”(《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今读中华本《史记》,至少有四项问题。其一,底本不古:《史记》有宋黄善夫本,而中华本反用清武英殿本。其二,三家注脱漏: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1934年已刊行于世,其中张守节《正义》多出1645条,中华本均未采入。其三,全书未出校勘记:张文虎曾作校记约9000条,张元济曾作校记约5000条,中华本则完全阙如。其四,删落唐人补作:司马贞曾补作《三皇本纪》,自有合理之处,中华本则不予采纳。

  但今日读《史记》,只有中华书局1959年这一种版本通行,所以《史记》读中华本目前也是通行之举,由此即可知开国六十余年来在古籍整理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而古籍整理正是有效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提。

  成一家之言

  读《史记》,大家都熟知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语,屡屡称引。这一句话,我曾反复思之,三十余年不得其解。《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历三千年,跨越古今,这毫无问题,但立国当本于天之经、地之义,又当知“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究竟如何通其变,面对文景之陋,武帝之固,是古非今,抑或是今非古,恐怕司马迁亦感棘手。

  《史记》有《天官书》,言星象,可连太史公自己也说?祥不经,“究天人之际”应当与此篇无关。但《史记》其他内容皆言人事,何来天道?惟有《伯夷列传》引用古人谚语,“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称“天道无私,惟德是辅”,提出了天道问题。有德行的善良的人死于非命,而伯夷、叔齐自可“求仁得仁”。这篇传记,作为夷齐事迹的“其传曰”不到300字,而司马迁的史论却有600余字,并且他的议论每一节都是质问。太史公将这一篇排在列传第一的位置,同时并将让国去位的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开宗明义,颇有深意。

  “所谓道,乌乎在?”曰:“无所不在。”然而天道仍须有仁人之心方能加以体认,“天人之际”,“际”是关联,是传递,是仁人之心之所感。求之则存,舍之则亡,如此才叫做“天人之际”的吧!(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濂溪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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