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文化先行，不仅是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可以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从而促进各领域的合作共赢、互利共荣。

　　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和经济合作战略，它更是一个建立在历史文化概念影响基础之上的文化影响力范畴，是用文化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而成为中国面向全球化的战略架构。因此，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文化先行的优势可以推动我国与沿线各国的全方位、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是人类一切交流合作领域的DNA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与生命，是同承载着这种文化的民族本身相共生的，人类的存在其实质就是文化的共生。文化的共生性还表现为其与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融共进，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凸显愈加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文化已渗透到民族和国家的各个细胞，国家或地区间的任何领域的交流合作都无一例外地包含着文化的元素。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构成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与纽带，相反，文化的差异与误解就会造成交流的障碍，甚至会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文化的差异性与共生性是同时存在的，共生性是弥合差异性的基础，差异性又促进了进一步沟通交流的动力，并在相互碰撞中互相借鉴与补充——不是在碰撞中使一种文化消失，而是在碰撞中共同成长。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传播与交流合作的价值，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

　　“一带一路”是我国提出的倡议和国际合作公共产品，既面临着全方位开放机遇、周边外交机遇、地区合作机遇，也面临着地缘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既要依托现有的体制性合作以及未来可能发展出的新的机制性合作，同时也要依赖和借助众多非机制性的交流传播。这就不仅需要文化“软实力”“巧实力”，而且需要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互鉴共荣”的原则对待人类文化，通过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把文化的差异性当作互鉴共荣的资源，并使之成为政治、经贸、军事、社会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润滑剂”“催化剂”。可见，“一带一路”文化先行，不仅是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可以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从而促进各领域的合作共赢、互利共荣。

　　文明复兴是沿线各国的最大公约数

　　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地理、气候、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不同因素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形态。人类适应不同环境的过程中长期形成的文化形态，既体现为不同的语言、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也体现为不同的物质条件、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一带一路”沿线就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两河文明等文明系统，其共同点是有辉煌的历史、被列强欺侮的悲情和被边缘化的伤痛，有与西方价值的冲突、相似的发展难题和加快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两大文明都辉煌于八世纪至十一世纪，当时就非常的开放包容，现在二者同属于“东方”，以致于亨庭顿出于担心两大文明合作对西方价值观形成挑战而警告“文明冲突论”。一语惊醒梦中人，两大文明应弘扬古丝路文化交融的传统，通过加强合作实现和平复兴、共同复兴。

　　“一带一路”倡议是借用古丝路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共同复兴。这就要求作为复兴大国的中国，应从中华观念转向世界观念，既从自身发展也要从“一带一路”文明复兴“三个共同体”打造出发，换位思考，通过文化传播扮演开放、合作、纽带和共同发展的角色。在政治、经贸交往中传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理念，将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内化到世界文明发展之中，以“中国智慧”丰富人类文明。我们还要主动塑造好文明大国的整体形象，增进世界公民意识，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公共产品，让“一带一路”倡议更加体现中国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共享性，营造新的更加繁荣与和谐的世界文明秩序。

　　民心工程是“五通”最大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在新形势下扩大全方位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要致力于使更多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我们希望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实现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开放合作平台，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行为，是其理念、意志、思想和情感的产物。要统一人类的行为，就必须首先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否则就不会有统一的追求、统一的目标，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

　　“一带一路”沿线跨度大、地域广、人口多、文化差异大，多民族、多宗教集聚，政治立场、利益诉求、行为模式都存在差别，这就决定着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与技术、设施、规划等因素相比，思想、认识是最为困难的，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民心工程的建设。而实现民心相通，首要而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文化的涵化、聚化、内化和转化功能，使之对内可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从而汇聚共识、集聚力量，对外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亲和力。

　　发挥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的向导力、融合力、创造力、想象力、感染力，可以全面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现状及利益诉求，从而起到消除偏见、化解歧见、增进共识的效果。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是民心工程，也是先行工程、未来工程。可见，各国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传播的“软”助力，而且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先行，可以更好地为政策、贸易、金融等各领域的相通扫除心理障碍，奠定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作者为浙江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