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户华为

　　特邀嘉宾：宁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钱茂伟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焦润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艳秋

　　编者按：在新媒体快速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和对历史情节的消费日渐增强的状况下，历史学正悄然走出象牙塔，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公众史学的勃兴。公众史学提倡专业学者与社会大众对历史共同拥有、共同解释、共同书写、共同使用，能够大大缩短史学界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促进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也必将不断扩充史学的应用范围。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公众史学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但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公众史学的群体，而且推出了《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等一批学术成果。为了进一步引起学界对公众史学的了解、关注与探讨，我们特别组织了这期访谈，对公众史学概念、旨趣、理论方法及我国公众史学发展现状、未来趋势等问题略作介绍。

“公众”抑或“公共”

　　中国公众史学发展脉络与现状

　　主持人：尽管对国内历史学界而言，公众史学尚属新鲜事物，从定义到内涵都还未达成共识，然而在欧美它已经颇具声势，全美近百所高校都设置了公众史学的学位课程，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的公众史学已经如火如荼地铺开。在概念上，似乎国外学者多用公共史学，而我们则习惯用公众史学，这两者有何区别，当前我国公众史学发展处于怎样的状态？

　　钱茂伟：公众史学的直接源头是欧美的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它勃兴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美国，国内学术界很早便对此有所回应。1987年，朱孝远教授将“Public History”译为“大众史学”，将其引入中国。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改革课程时也关注了公众史学。2004年，该系设立“比较与公众史学文学硕士课程”，招收专业硕士。同年，台湾就“大众史学”开过两次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2007年前后，复旦大学等内地高校也打出“公众史学”的牌子。内地学界产生明确的公众史学学科意识始于2012年。这一年，陈新教授《“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与本人的《重构公众史学体系》等文章，正式提出中国公众史学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建设理念。近几年来，经过陈新、王希、李娜等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初步有了学科，有了学会，有了网站，有了年会，有了刊物，有了专业，有了人才，有了成果。

　　为什么美国用公共史学，而我们更倾向用公众史学？简单地说，“公共”对应“私人”，“大众”对应“小众”，“公众”对应“组织”。所以，不用公共史学，是因为凡史学均是公共的；不用大众史学，那是为了避免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公众”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分理念中提炼出来的，正好契合梁启超提出的“君史”与“民史”理念。按照梁启超的划分，“君史”讲国家上层的历史，“民史”讲民间下层的历史，而我们就是要写普通公众的历史。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发展和学术背景都很不一样，没有必要把美国公共史学直接移植到中国来，而应坚持走中国自主学科发展之路。就我个人而言，1998年，我就开始关注通俗史学研究，2007年开始关注小历史书写实践与研究，主要包括三大块：个人史、家族史和社区史。当然，相关的公众城市史也可以放到这里面来做。通过通俗史、公众史的实践探索，我对于中国公众史学的轮廓就慢慢有点感觉了，这就有了《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的研究写作，2013年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5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王旭东：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首先要明了公共史学的本质。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史学，实际上产生自美国的历史教学领域。其初衷和首要任务是要解决美国一些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生所面临的社会出路难问题。为此，便不能把公共史学的起点看成是想要“高、大、上”的史学家们从象牙塔走向民间。也是由此，美国的公共史学才会有着更看重社会应用/实用性这样的特点，着眼于为培养更容易满足社会需要的历史系毕业生，注重探讨如何将传统的历史学同当代的信息化应用技术（尤其数字化和可视化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的问题；刻意地/目标明确地对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与社会需求相接轨的那些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力图通过传统知识和新技能之间的交汇融合，来增强历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功用性。由此可知，公共史学是一种由专家引领、教育导入、公众参与互动，并在公共领域进行历史建构的侧重于多样且个性化表达的历史学。今天看来，公共史学兴起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可能还不仅仅在于其所主张或强调的公众对历史学领域的参与，而更在于专业历史学的服务对象意识增强所带来的“公共转向”。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将“Public History”译为“公共史学”而非“公众史学”。公共史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自上而下，是指从历史学的专业性权威高端放下了架子、降低了身份；由内而外，是指从专业史学里走了出来，去直接为社会的应用性普通需求服务。

　　其次要了解公众史学的本质。公众史学发端于民间的历史传统，如民间说史、民间写史和民间传史。这样的历史传统，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方的历史学起源于民间，我们今天常说的西方历史学专业化的进程到了19世纪才真正开启。东方的历史学同样起源于民间。中国古代，历史学很早就分离出了一种专业化的趋向，例如孔子作《春秋》便是属于专业学者在治史。后来的职业史官来修史，不仅是专业修/治史，更是以官方身份在修/治史了。中国的官方治史经历了早期的“撰”史，后来的“修”史，更后来的“纂”史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民间社会对于历史的发掘、处理和承袭，堪称源远流长。若将民间的历史书写和历史知识的社会应用实践，看作当今的公众史学的前身或“早期的公众史学”，那么在中国，公众史学其实始终都在以下面这两条线的形式存在。其一，自下而上、由外到内，即从民间专业历史家的史述/史著，到官方历史学家的史学；其二，民间历史人和说书/史者（民间说书艺人口耳相传和戏剧艺人的演绎），以讲述历史故事的行为，始终如一地书写/“说”（叙述）“传”（传播）历史知识的学问。从这两条线来看公众史学，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或职业历史学家的“治史”同民间“书写”历史相互之间的交汇或互动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悠久的官方治史传统直接影响着社会，使得社会的治史意识较之西方浓郁得多，如百姓皆知“青史留名”“名彪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遗臭万年”等。但同时，由于官方垄断着正史的书写，结果民间社会的历史记忆便只能流于野史、演义或假借戏曲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公众史学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可以变成专业史学家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走入社会大众，民间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为提升自身史学素养水平和研史/写史方法技能的专业化水准而走近专业历史学家，双方互相沟通/融合的桥梁。正是上述从历史到现实各自具有的差异性，决定了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况且仅凭中国悠久的治史传统，以及民间的社会大众数千年来对历史书写的喜好及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的传承，中国的公众史学就应当有自己的理论和体系，而不该去扮演一个舶来品的角色。

　　杨艳秋：什么是中国公众史学，这不仅是Public History怎么翻译的问题，不是说它译成大众、公众或者公共哪个更合适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的此公众史学非彼公共史学的问题。所以这里要厘清的首先是中西概念问题。美国的公共史学是应对史学危机产生的，是伴随着美国高校学科改革而出现的一种应用型史学，它以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为主要特征。而中国的公众史学是随着社会发展，或者说是在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背景下产生的需求。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下，历史知识的传播有赖于专业人员。由于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出现，当今历史知识传播的主体向全社会扩大，知识信息的获得越来越快捷方便。非专业人员也可以进行历史知识的二次和多次传播，更多地占据历史知识传播的舞台，因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众关心历史的现象。另外，还有美国公共史学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为政府、企业各部门服务，这和我们所提倡的公众史学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公众史学所要展现的是公平的、全体的、共享的、共有的含义。

　　除了中西，还有传统现象和现代理念的厘清问题。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性特点，为史学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在传统史学里有公众史学的某些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传统史学中的史学普及也好，历史知识的由上向下传播也好，虽然和现在提倡的公众史学有一种继承关系，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公众史学的主要内容。再如由“君史”到“民史”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上个世纪之初“新史学”兴起中的从“君史”到“民史”，主要是指史书记载内容的扩展，由记载帝王将相和“一朝一姓”的兴亡扩展至纪录百姓生活，“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由载录国家政治拓展至经济、农业、商业、矿业、建筑、交通等领域。而现在“公众史学”中要谈的是“民史”（公众史）写作。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历史解释权的问题，那就是由民众参与历史解释和历史书写，这个变化是今天倡导公众史学的至关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