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台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它常常因景而建，却很少因景而名。与之相伴相生的，不是其他，而是人和文。三者如一体三维，相辅相成，相映生辉。更多时候，亭台有如历史老人不经意遗落的路标，让我们探寻那久被遗忘的时光和坐标。比如北宋中期的孙觉。

　　孙觉，字复明，号莘老。他是北宋理学先驱胡瑗的高足，苏东坡“毕生的友人”，黄庭坚的岳父，秦少游的师长，他也是拗相公王安石的诤友，宋神宗倚重的谏臣。他曾主政湖州、庐州、福州等地，政绩之丰，以至“处处有房祠”。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却少有印象。即便汪曾祺先生，文章中也很少提起这位同乡。幸运的是，历史的尘埃终究遮不住贤者的光芒，在亭台的指引下，我们的脚步越来越近。

　　众乐亭——“乐与众乐，忧与众忧”。1058年春天，31岁的孙觉在安徽太平县麟凤桥北端建成此亭。太平县即今天黄山市黄山区，麟凤桥系古代徽、宁两府往来要道。于此建亭，眺美景供休憩自不可少，孙觉也许更多考虑的是察民情解民忧，同时代诗人王令的“讼休民去吏随散”和王安石的“吏休归舍狱讼少”，均可为证。

　　更值得玩味的是亭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范仲淹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旷古名句。范仲淹长孙觉39岁，二人似无交集，但范仲淹是其恩师胡瑗的好友，在其邻县兴化曾宰令五年，后力推新政，无论思想还是政绩，孙觉都认为“后来仰高山，相与传无穷”。但在孙觉，与其说他是范仲淹的追随者，更不如说他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知行合一的践履者。

　　他一生精研《春秋》，21岁便撰成《春秋经社要义》6卷，《春秋经解》影响深远，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染，“得志与民由之”的儒家人格贯穿了他一生的仕途。24岁担任合肥主簿不久，夏秋大旱，他建议捕蝗代捐易米，除害度荒；30岁任太平令时，他注重教化，重建学宫，亲自讲解经义；39岁任吴江令时，他重修如归、垂虹二桥，筑运河荻塘；44岁守广德时，他兴学育才，颇有善政；46岁知庐州时，遭遇大水，他开仓赈灾，劝富捐粮；52岁知福州时，他移风易俗力降婚丧费用，劝富人拿出修佛殿款为穷人代偿税钱；54岁知徐州时，他释放了被胁从盗窃者，不予诛杀，后为定例……无论是九品主簿还是三品御史中丞，无论是主政一方还是言谏于朝，无论是受到重用还是落职地方，整整40年，他始终不忘自撰亭记中的“君子乐与众乐，忧与众忧，而身不与也”的初衷，这是他对君子的注解，也是他笃行一生的真实写照。

　　墨妙亭——“知命者，必尽人事。”1072年2月，遭贬任湖州太守后，孙觉在署府北建“墨妙亭”存放汉以来古文遗刻。墨妙亭后来名闻天下，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苏东坡的题诗与亭记，而苏东坡诗记的知心、贴心，更得益于他与孙觉的心气相投、惺惺相惜。

　　孙觉是经王安石引荐后任职朝廷的。宋神宗准备变法时，他3个月内连上十疏，力谏不能急功近利，并弹劾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官员，结果被降级到地方。经王安石再次推荐，他官复原职并得以升职。可贵的是，他并不因此屈从本心迎合权贵。熙宁变法后，他接连三次上疏，竭力反对《青苗法》，认为本意虽好，但“使奸邪之人结党连伍”，朝廷与民争利，丧失民心，结果再次被降职到地方。这才有了苏东坡借题发挥的“墨妙亭”。

　　苏东坡《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洋洋洒洒，既夸赞孙觉的好古博雅，更阐明从艺应当广采博收。其中“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四句，一反长期流行的大诗人杜甫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单一标准，提出了审美多样化的主张，这一宽博胸襟同时指出了朝廷“唯支持变法者进、反对变法者黜”的单一用人标准。对孙觉的理解，还不止于此，苏东坡《墨妙亭记》那一句“知命者，必尽人事”，也许才真正点明了孙觉内心的儒者情结。与苏东坡一样，他当然知道亭终有一天会朽，刻石终有一天会毁，却仍然建亭去集纳已经僵仆断缺的碑刻，正如他明知年轻气盛的皇帝执意变法，私交甚契的王安石性格执拗，明知力谏无用而且被视为不识抬举，却仍然竭尽全力据理直谏。其原因，苏东坡进一步说，“理足方无憾”，所以“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儒生本色，天地可鉴。

　　斗野亭——“平生有微尚，一舟聊寄行。”1078年春，51岁的孙觉转任苏州，途经江都邵伯镇斗野亭。斗野亭9年前建成，因位置“于天文属斗分野”而得名。雄踞高丘，无需远眺，邵伯湖的浩浩湖光、点点帆影即在眼前，无需归隐，渔家小舟、田家炊烟即在身边。

　　斗野亭的成名，孙觉功不可没。他题诗后，同一时期的诗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张舜民、张琬、邹浩等纷纷赋诗、和诗，引人怀想。细品这些诗，写景固属本分，抒情也属正常，而让人难以尽言的，是担当与退隐的两难况味。同时代大画家李公麟《孝经图卷》（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有段画被一股烟云分为两半，上半段一位官员正向朝廷大臣进谏，下半段在假山、亭台和绿荫中静坐，既希望经世致用，又向往隐逸遁世，内心身处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正如李公麟自述，“从仕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山林”。孙觉也有山林梦。他对《易经》颇有研究。致仕屡受排挤后，1074年知庐州时，祖母卒，按制度，其叔父尚在，作为嫡孙不必丁忧，他却主动辞官，未获批准后自回高邮。期间，探幽访胜，与苏轼、秦少游、释参寥、释道潜等人诗文唱和，在山中建“寄老庵”，以至“诏知润州，不赴”。然而时势变幻，丁忧后期，熙宁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三年后，他被再度起用去苏州，斗野亭前，感慨万千。在天与地的分野之间，进与退的分野何在？儒与道的分野何在？外在功利与内心安宁的分野何在？“一舟聊寄行”的“微尚”难以如愿，只能“可待齿牙豁，归欤谢浮荣”。同样的复杂心情在苏东坡等人心中同样存在，“似闻绩溪老，复作东都行”，才高八斗而又屡遭贬抑的苏东坡，看到老友起复，祝福和羡慕之情溢于行间。入世难，出世更难，孙觉用行动化两难为两全。

　　文游台——“高台几废文章在，果是江河万古流。”1084年冬，苏轼途经高邮。后来相传孙觉、苏轼、王巩、秦观四贤在高邮东岳庙后土山上的一个普通屋宇里会聚，此处更名为“文游台”，并建四贤祠。

　　历史上，苏轼曾数次到高邮见孙觉，这一年与秦观相聚也确有其事。而四贤同聚，在孙觉、苏轼、秦观那里，找不到诗文记述。相传当时李公麟曾作《四贤雅集图》，刻石，也未留存。目前查到关于文游台记述较早的，是南宋诗人曾几的《文游台诗》，“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没有明确讲四贤雅集。详细一点的，南宋应武《重修文游台记》中，先说载酒论文的除了4人外，还有一位“邦之先哲”，下文却只说四君子，前后矛盾。清代高邮人王敬之在《小言集·枕善居杂说》中对四人当时踪迹进行了详细考据，结果“吾故为指旧传四贤同时文酒此台之谬”。

　　这其实并不遗憾。为一个或许有的雅事，建一个真实的高台，数经劫难而屡修不止，不仅反衬出世人对四贤的追怀，更说明了世人对贤德的景仰。因此，这不只是文人相聚畅游之台，更是文脉接续同游之台。1061年，13岁的姻亲晚辈秦观开始跟从孙觉学经。而15岁父亲过世后，秦观更受到了孙觉的诗文指点，言传身教。正如秦观自己所说，“屡奉所赐教，诲慰殷勤，虽父兄之于子弟，无以过此”。学有所成后，孙觉多次向苏轼引介，而苏轼又向王安石推荐。秦观最后名扬四海，终成一代词宗。黄庭坚曾声称，“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将他视为国士一类的人物。事实上，秦观也确有经世之才，他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对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提出了批评。后人曾论其策论“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只是政坛多变，无缘施展。除了秦观，孙觉的慧眼识人苦心育人，成名的，还有黄庭坚、陆甸（陆游祖父）、王令等人，其他的，秦观一句挽诗“门生故吏知多少，尽向碑阴刻姓名”，说不尽，似乎也无须说。

　　文心流传，儒风蔚然。风流宛在，幸有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