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运河历史文化研究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作为一种水运工程，运河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下的经济措施，然后生发出诸如商业发展、社会活动、文化交流等内容。随着运河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由“从历史视角看运河”转而进入到“从运河视角看历史”的模式中，对运河作更为深入的描述，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从宏大叙述的学术视角到生活经验的转向，“生活方式”视域下的运河研究，或可为区域社会研究提供新的经验。

　　一

　　关于运河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历史地理学者首开研究之先河。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运河研究进一步引发学界关注，研究者涉及多个领域和学科。近几年，又有“运河学”之说，试图创建运河研究的知识体系及理论方法，将纯粹客观现象的解释、历史意义的解读、艺术价值的体现、客观规律的总结等内容进行多元整合，最终获得有关运河的整体性研究成果。

　　从知识体系而言，“运河”研究实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大运河“本体”的河道、闸、坝、仓窖、衙署，以及相关建筑、文化街区等等的兴废、改造与空间延展；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的“运河”在历史时空间中价值与意义的变迁；三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的沿承与渐变。此三者或可分别概括为“（水利）建筑——物质”层面、“国家——社会”层面、“精神——行为”层面的运河。当下对运河水利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运河整合与调控功能的借鉴与评价，也都应着眼于此三者。

　　“运河”的特性，决定了学界对其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史学、文学、地理学、艺术学、政治学等都能在运河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中寻找到研究内容。因此，分属自然与人文类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可为其所用。在这个意义上，运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三个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层面或具体的研究中，以较大问题为中心和目标，以“问题拉动”不同学科学者在本位意识之下形成整体性研究。

　　在此种研究主旨之下，“漕运”“河工”“商业市场”等宏大主题成为“运河”研究的代名词，运河作为一个政治、水利线性共同体存在于研究者的视野中，解决了运河的根本性问题，即大运河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显然，作为水利和制度的运河是政治共同体的附庸，运河“工具性”的一面明显地体现于各个朝代对运河的控制与调节中。从开挖到断流，运河自始至终带着“国家至上”的宿命，这种宿命的核心是如何利于专制王权，当然，运河的一变再变，也说明它本身即是王朝寻求改变的一种手段。漕军到漕帮的演变，屯田到雇佣的变迁，漕粮征收时正兑、改兑的辗转，漕运、河道总督的错位与比肩等等，制度性的变化无一不考验着一个朝代领导者的眼光、魄力及对时势发展的认知与把握，也成为后人回眸历史时可见的一种借鉴。运河的每一次改变，意味着经济与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也意味着社会人群上下调适平衡模式的重建。

　　二

　　“运河”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个具有明显区域、跨区域特性的人文“线性共同体”。仅就京杭运河而言，其流经的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因此，有关“运河与其区域”的研究既是运河本体研究的延伸，也是地方利益诉求的反映，更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学界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形成了本位鲜明又可互为借鉴的研究成果：历史地理学界前辈如陈桥驿、史念海、邹逸麟等从水利、环境史等角度，厘清了大运河开凿与疏通对区域生态环境、水利灌溉、资源开发的重大影响，并客观分析了区域社会因“人工开凿”运河而形成“沧海桑田”变化背后的“差别有等”；此类研究在开创运河史研究的同时，也将“区域社会”地理空间差异置于历史脉络中，在区域发展水平和方向上讨论了运河的“利与弊”。经济史学界对运河流经区域的关注，因“典型性”选择意识的主导，更多集中于江南区域，此类研究的初衷或不着意于对运河与区域之关系的解读，但亦将运河作为“一种因素”，讨论城镇“专业化”、市场“层级化”、“区域社会的内变迁”等经济史问题；国内外学者有关“内卷化”“大分流”等理论的提出与讨论，不仅量化了江南区域田产赋役、生产效率等内容，将“描述性”研究转化为“实证性”研究，且发展了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在国际比较视野之下探讨了江南区域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这类研究使区域社会研究日益深入，运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类型化意义也更加凸显。社会史学界对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研究相对细化，多以人口、宗族、社区、信仰为对象，讨论漕运政治之下不同区域的社会发展脉络与结构性变化，其中尤以韩书瑞《山东叛乱》为著。该书运用“通过构成日常生活经纬的个人活动”去观察运河区域社会的方法，分析了运河区域自主性发展的可能与样态；这类研究看似“细碎”，但实则是将触角下沉，对区域若干现象进行“层累”式剖析，以实现对运河区域“立体”历史的整体性认识。

　　以上三类研究的研究意识、领域、地域全部或者部分涉及运河之“本体、整体与地方”，研究内容互为借鉴，逐步深化，且每一类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对运河“空间坐标与历史标签”的身份进行了揭示，为运河及其区域社会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在研究主旨方面体现出两种倾向：一是研究成果较多强调运河的“功能”性，或是认为运河沟通南北，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强化了运河城镇的形成与经济发展；或是认为人工开挖的运河，违背了“天注定”的河流东流入海的自然规律，改变了自然河道的方向，给沿岸区域的生态环境与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二是在区域史研究中，囿于资料和区域内部的结构性限制，未将运河流经区域作为一个以“运河”为功能整合载体的，兼具生态、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等要素的动态系统和跨区域整体来认识，运河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薄弱。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研究意识的差异以及微观资料的缺乏。从研究意识来看，“运河盛衰决定论”与“运河利弊二元论”框架中缺乏“人”的主动性研究，因此运河区域历史层累过程中所形成的民众生活方式及生活场域建立的自主性问题被忽略，“生活方式的运河”的理念未得到体现。微观史料缺乏也凸显了运河更“精确”研究的困难：一方面需要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在原有文本之上获取新的资料，就此对“民众主体”“生活方式”以及“区域差异”进行系统化和整体性分析。

　　三

　　对于运河区域而言，“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京杭运河这一集漕运政治、文化交融、经济繁荣于一体的特殊区域中，社会呈现出人口频繁流动、结构多层分级、人群协作平衡、矛盾尖锐对立的多重表象。因为漕帮组织、河工组织、信仰人群乃至每一个生活在运河岸边的个体生命，都参与其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运河，又或多或少地被运河所改变，且这种改变是交叉的、叠加的……运河岸边的村落、城镇中的人们，运河上南来北往的使节、官人和商贾，他们的交集不只是在会馆、驿站、酒店和等闸的间隙，也在沿岸庙宇的膜拜中、收购与推销的交易中、明抢与暗劫的水上岸边的血腥争斗中。运河搁浅商船难行的愁怨，与因为缺水而荒芜的土地一样，成为官员的心疾与治理成绩的同时，更是民众的痛楚与无奈后的自救。一条运河所呈现的，是活色生香的社会全景，是多重视野下的多层面相互叠加的鲜活历史。运河将不同地域的人群带到河流之上，在陌生的环境里演绎着从移民到土著、从斗争到融合的故事，并最终变成了“大运河人”。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区域社会的层累，如何使运河变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市场制度如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们在繁重的赋役、频繁水灾与“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交融之中，经历着代代相传的创造与煎熬。这种历史真实脉络的延伸，之于今，是可以咀嚼的故事，更是可以品味的现实。

　　因此，未来的运河区域史研究应沿着“强化运河标签的整体史”与“弱化运河功能的区域史”相结合的路径发展。或者说，弱化运河的“功能”性标签意义，强化其影响下区域社会的主体性研究。在这种路径之下，运河影响下区域的“社会性”，及其作为“人们生活基本场所”的方面将成为重点，从区域生活条件、生活主体与生活活动方面入手，以运河区域社会为立足点，勾勒出运河区域民众生活方式的基本面相与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事实上，从整体上看，运河区域社会发展有一套内在逻辑，运作机制值得关注，这套机制有其创造性和自发性，只是随着运河的断流以及清代后期漕运的腐败，其内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若将运河研究放置在“区域与跨区域研究中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运河区域社会研究历史意义或更为可鉴。

　　当然，进行上述研究，传统文献与民间文献以及档案资料的结合运用必须为之。传统文献自不待言，目前学术界已经在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上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研究却相对滞后。因此，在收集和整理民间文献的同时，应重视对新发现民间文献的研究。或者，民间文献和“生活方式”视域下的社会史研究，既是运河研究同时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希望所在。（作者单位：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本文为2016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间文献与京杭运河区域社会研究”〔16AZS0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