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既是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获得相应话语权日益成为时代需要。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拯救和发展中国的主要理论武器，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去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我们要防止走入以下几个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学误区。

　　一是所谓的假问题论误区。这种论调认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假问题，既无必要亦无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通过话语说出来的，民族复兴伟业要靠实践才能实现。从表面看，这种论调似乎挺有道理。但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同国家实力的建设问题人为地分裂开来，从根本上否认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事实上，一方面，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实力，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科学合理的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就可能丧失话语权，反过来必然会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权益。另一方面，话语体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提升了，话语权未必自然确立。清末中国的经济实力排在世界前列，非但没有话语权，反而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肥肉。而今，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仍然面临“挨骂”问题。由此可见，假问题论是个伪命题，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乃是当代中国的迫切需要，它承载着当代中国的核心利益与价值诉求，体现着中国道路和方案的表达系统，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成败。

　　二是方法论误区。在当代语境下，中国学者们不仅要在问题意识上觉醒，即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问题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提出来，而且要在方法论上自觉，即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特别是要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符号理论，用以指导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存在着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误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在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有人直接使用西方的话语分析与符号学理论，而不加以马克思主义的重构或改造，试图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诠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结果只能是生搬硬套，理论脱离实际。应当承认，话语符号理论在今天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本身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纵览哲学发展史，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的认识论哲学是一次重要转折，而在现代哲学史上又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即所谓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语言哲学或生存哲学的转向。在这一转向过程中，符号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突显出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全面加强，而符号学的理论目标正在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的精确化与科学化。但应当看到，西方符号学理论在方法论上过于注重语言逻辑的分析，甚至将符号学当作数学那样精确的科学去要求，从而使得符号学面临着完全形式化的危机，最终沦为一种概念游戏。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话语分析与符号学理论都是实践的产物，话语和符号都表达着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目的与意义。脱离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进行的符号学研究与话语分析，是解决不了中国实际问题的。因此，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适度借鉴西方话语理论与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并联系中国实际对它们进行创造性转化，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有效的方法论。这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当务之急。

　　三是价值观上的误区。话语体系是一定主体利益与意义的表达系统，价值观是话语体系的核心。但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话语霸权，在世界范围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不少国内学者深受其影响，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理论。这导致了部分中国学者带着西方的有色眼镜打量自己的祖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他们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优秀的资源，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的领导，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最后否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道路，实际上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维护者。因此，在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理论任务就是正本清源，廓清价值观上的迷雾。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民群众内心的信念与行为的规范等。（赵士发，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