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化只是相对容易的第一步，应用技术型大学师资的养成、培养模式的建立，社会地位的取得都有待长期攻坚。

    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创新高的727万人，然而在这个“更难就业年”，各地的人才市场里企业却频频遭遇招工难，一线技术人才的短缺已达50%，产业经济界大呼：“我们要的人才在哪里？”每一名职业道路难以展开的大学生都苦恼着一个家庭，深层危机不仅在于经济的持续繁荣、高等教育的颜面，更事关人民安居乐业。

    好在，政府与高校迅速作出了回应。上月，178所高校聚集驻马店发表了探索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之路的共识。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普通高校转向为应用技能见长的职业教育正在酝酿，以从根本上缓和技工严重缺乏和高校毕业生的专业能力训练、自我期许之间的分歧。改革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如此大规模的转型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变化只是相对容易的第一步，师资的养成、培养模式的建立、社会地位的取得都有待长期攻坚。要把对的事做成，我们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大量职业教育资源从哪来？不论理想愿景还是好的制度都不会自动带来教育资源，因为教育资源的核心是教师，他们只能来自过去的培养和自我的改变。现有大学的工科本来也分担着职业教育的使命，这是转型后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根基，新的定位或许能抛开一些历史包袱，但人才培养真正的难题不会自动消失。实际上，大学里的工科越来越不接地气，最近网络上“为什么蓝翔技校第一，清华只能排第二”的段子引发热议，这个玩笑中难道没有警示吗？

    一方面，高校工科教师的职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体制内“纵向”的承认。他们的遴选录用、评奖评优标准、学术与政治地位的获得等都和理科、文科一样看重学术论文的发表、出版，而不是现实应用。另一方面，我国高校长期局限于在学术领域内部产生教师，至于学术上虽无建树但一线实践能力极强又有意愿的高水平技师、工程师，高校的大门却没有向他们敞开。其中既有高校录用标准和渠道单一，缺乏识别应用型人才办法的问题，也有他们自身才性与目前一个色调的大学生态格格不入的问题。

    工科主要的用武之地在“横向”产业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线，而非学术期刊和专家评审。工科的教学贴近现场，而不是教科书。工科的教师擅用手里的活儿，而不是口才来作指导。既然定位在职业与应用，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细腻而灵活的管理，对产业需求更敏感，更接地气地办学。

    再者，我们担心有多少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会主动选择以应用技术为人生志业？诚然，百工、手艺人在中国传统中地位不高，这已经是老问题了。如今，在上一代创造的小康环境中生活的年轻人更认同城市白领那种自己能保住的微小的体面与幸福，即使有更高的工资、更大的社会需求和建立功业的机会，他们也不愿意走出空调充足的写字楼。这是当今全球共通的问题，年轻人的欲望和野心在减少，艰苦奋斗、实干创造的源动力也在衰退。在所谓自由和多元价值的认同下，谁又能批评他们的选择呢？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创造更多财富，还要创造更多值得追求的价值，它们通向美好人生。最终，我们从解决人才缺口出发的教育改革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更要贡献于现代中国丰富多彩的人生道路。除非如此，教育的改革才能上通下达，立得住，盘得活。在这个愿景中，学校不只是贩售知识与技能的场所，它的核心功能是教育，是转变观念、习得价值。

    我们不能简单地告诉学生应用技术与学术成就一样好，这个“好”显得空洞，让人患得患失，更不能用资本价码来抽象地标定两种道路的价值。在应用型技能中发现根植于文化中的“道”不是不可能，当今的年轻人也不是不可教。看看那些网上火热的纪录片吧。年轻人会心驰神往地观看“寿司之神”，也会对中国模具制造在与日本手艺人对决中崛起感到热血沸腾，感慨不已。

    教育改革不只靠政府和学校。学校内外的社会都要更多地发现、承认能工巧匠，给予他们荣誉和成就感，甚至创造一个令人感到骄傲名词，比如“技术大师”。在转型新生的高校，除了传授知识与技能，要让学生体会社会实实在在的需要，亲临生产创制的现场，接触了不起的前辈、导师，耳濡目染他们的执着与荣耀。（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