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求真务实，客观理性。

　　我们这一代哲学研究学者，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情有独钟。但不可否认，前苏联哲学中一些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模式对我们也有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具体到中国哲学和宗教学领域，在理论上有一个如何重新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宗教观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教授在这方面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起了带头的作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一书，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南，打破日丹诺夫把哲学史简单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做斗争的教条，从中国实际出发，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精神，着重总结理论思维经验，提炼出中国哲学问题十二项，即：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时空观、常变观、矛盾观、形神观、人性论、人生理想观、历史观、名实观、知行观、真理观，较好地展现了中国哲人天人一体、关怀人生、注重体悟、敦学力行的风格和气派。张岱年先生对此的评价是：“内容广博，探索深入，诠释精确。”在宗教研究上，方教授超越了长期流行的“宗教鸦片基石论”和“与宗教斗争论”的前苏联式“左”的观念，依据中央“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针，从中国宗教的历史传统与实际表现出发，深入阐发“宗教适应论”，并与一些学者率先提倡“宗教文化论”，开拓宗教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更宽广的途径。他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概括为四：本质论、价值论、历史观、适应观，使人们易于把握其要领。他在佛教研究上，既不受信仰主义者眼光的局限，又不陷于反宗教的偏激，能够入其内又出其外，秉持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去探讨宗教发展规律，深刻说明宗教现象，指明其社会作用的两重性和化解消极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宗教正能量的可行之道。

　　第三，尊师重道，承接学统。

　　20世纪50年代，北大哲学系集中了一批全国一流的中西哲学史大家，方教授在从事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自觉从师辈那里汲取营养和智慧，并在后来独立探索过程中把优良学术传统发扬光大。对方教授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有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诸先生。方教授的佛学研究可以说直接传承了汤用彤先生的学术事业，他很认同汤先生说的“佛学亦宗教亦哲学”的观点，所以走了哲学与宗教学“双耕”之路；在研究态度上，他赞成汤先生既要超越信仰主义的限制，同时也要有“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包容心态；在研究进路上，方教授首先熟读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受其启发，撰写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一书，作为他进入佛教领域的第一站。方教授的哲学素养则得力于冯友兰先生的启迪：一是冯先生“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家国情怀；二是冯先生努力发掘中国古典哲学中有永久价值的成分，作为中国未来哲学发展的营养；三是冯先生吸收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成果，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理论分析概括能力；四是冯先生以简驭繁、深入浅出、明达通畅的文字功夫。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北大同学在改革开放以后接触最多的是张岱年先生。张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深刻影响了方教授：张先生强调治学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研究佛教必须钻进去，要设身处地，虚心体察，深契冥觉，体会贯通”、中华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考察文化问题”、文化要“综合创新”等思想，方教授不仅接纳，而且认真在研究中践行。任继愈先生对方教授的影响，一是任先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佛教，集成《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一书；二是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创立和发展；三是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四是主持《中华大藏经》的编纂。方教授还努力向其他德高望重、学问博洽的前辈学者如季羡林、石峻、赵朴初、周叔迦、真禅长老等学习，他做到了“学无常师”、“就有道而正焉”。

　　第四，静心专一，勤奋不怠。

　　方教授总结自己的治学态度时说：“学习和研究需要一种老僧入定的功夫，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他自己真正做到了业精于勤、至诚无息，数十年如一日，坐冷板凳、泡图书馆，每天直到晚上十点半闭馆才回家，除了出差和讲课，天天如此，周末假日照例不变，其刻苦专精的程度在学风淳厚的同时代学人中也是不多见的。读书、写书、教书几乎成了他全部生活，并以此为其人生最大乐趣。早年为了探索佛学这片神秘而又陌生的领域，他走进中国佛学院进修8个月，学习佛教基本知识，熟悉佛教特有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和文字表述，他自称为甘啃酸果，自找苦吃。方教授深知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从基础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日积月累，方能见到成效。他继承了北大哲学系前辈既重文献又重义理的优良传统，研究佛教须从洞悉资料起步，于是参与石峻先生领衔的多卷本《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的标点整理工作，认真从事《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的训话校勘工作，熟读佛教各教派代表性著作，练好了基本功。例如仅僧肇《肇论》一书，他反复阅读达20余遍。同时他又发挥哲学训练得来的理论思维能力，自觉把学习、思考、讲课和写作结合起来，用学习推动思考，用写作促进学习与思考，并使研究与教学良性互动，不断用研究成果给教学增添新的内容，也努力使研究成果包含问题意识和理论高度。步入老年，方教授并未松懈，始终过着书斋里纯学者的刻苦生活。他精心撰写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梳理了中国佛教各基本教派的代表性著作和主要哲学思想，这需要读多少书典？用多少心血？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方教授学术上的成功，是他不畏艰难、锲而不舍、勇于攀登结出的硕果。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方教授就是这样的弘毅之士。

　　第五，综合创新，独辟蹊径。

　　《易传·系辞》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为盛德”。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因此历代学派层出不穷。在当前一个大转型的时代，更需要学术创新走在前面。但创新谈何容易，口头创新而不作为者有之，创而不新者亦有之；没有坚实厚重的根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勇于实践的精神，是无法真正创新的。方教授服膺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并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国哲学和宗教学的发展不断开拓新路。他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异同，在中华文化内部又考察儒、佛、道三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异与会通，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巨大的创造力开辟独立的学术空间。他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里，突破以往中国学界仅局限于把宗教归为有神论并只作负面评价的单一视角，首次将佛教视为立体化、多层面的综合体和多种功能的事物，指出：佛教“是由佛教徒及其组织、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仪式制度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佛教既是一种信仰实践，又是一种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他分别从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六个方面论述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着重指出，“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两大类”，其社会作用有正有负，要作具体分析。在当时的中国学界，他是最早阐释宗教文化性的学者之一，从此，“宗教文化论”作为一种新的宗教理论，逐渐取代了“宗教鸦片论”，拉近了宗教与社会的距离，为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扩展了更多渠道。其后，他又提出“文化宗教”的新概念，提倡宗教要在社会伦理道德、哲学理念、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等方面发挥作用，走文化兴教之路。

　　第六，明体达用，服务社会。

　　中国学术的主流是讲求经世致用，即使属于“内圣”的心性之学也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改良。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哲学虽然无直接实用之效，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以其无用而成其大用”，故哲学研究依然要明体达用。本此传统，方教授身在书斋，心之所系一直在现实人生。他为什么要写《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呢？作者在该书“序”中说：“本书如果能够对于宗教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外交统战工作者，以及导游和旅者，提供各自需要的某些佛教知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原来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各界对佛教系统了解的需要，所以努力使作品做到雅俗共赏。他说：“运用自己的专业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崇高职责。”他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绪论”中确定了八项任务，其第八项就是“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针对“人类社会的三大基本矛盾——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充分阐发、彰显中国佛教哲学的道德修持、心理调适、社会稳定和环境保护等功能，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作者在讲到中国佛教伦理资源的现代价值时，指出“佛教伦理德目中的如‘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应是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佛教平等慈悲思想“对巩固和平，反对战争，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平衡，都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佛教自利利他思想所内含的精神，“即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或者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在现代社会也应成为人们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准则”；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对于我们淡泊名利，不惊荣辱，而又热爱事业，勤奋工作，即培养崇高的奉献精神也是有相当启迪意义的”。

　　学者的治学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成功的学者又有共性，那就是立志从学、不怕清贫、甘于寂寞，在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里寻找乐趣。我称方教授为毅勇深沉的学人，一是他志向远大、信念坚定、奋进不懈、从不游移，此之谓毅勇；二是他深层探索、涵泳其中、专一而静、刻苦百练，此之谓深沉。在当前社会上功利主义和浮躁虚夸等不良风气已影响到学术的时候，方教授的学人品格更加显现其价值，是值得我们很好效法和大力倡导的。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