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党校。我们党自成立后不久就决定成立党校。1924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有史料可证，这次会议至1925年第二次扩大会议期间，我们党开办了安源党校和北京党校。这两所党校在早期党校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安源党校：从在工人学校内开设“特别班”到“合办党校”

　　在早期党校史上，可以说安源党校（即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意义上的党校。这所党校开办的具体情况，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社会环境条件来看：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通过学习和教育把工人组织起来。1922年1月，李立三遵照湖南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的指示，在安源创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向工人进行文化教育、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教育，使安源工人的阶级觉悟、斗争精神和组织程度都得到很大提升。1922年9月，在党的领导下取得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在对工人进行教育的同时，安源党组织也较早重视对干部的培养。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后，各地工会相继被军阀查封，湖北、湖南、京津、安徽等地的一些干部因遭到敌人追捕，不能继续在本地从事革命活动而被中央调到安源工作。安源共产党员人数因此由40人增至60人。为了提高这部分新来干部的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安源党组织在工人学校内开设了“特别班”，专为“工人居领袖地位者”实行“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这种训练使党团员“对于主义这观念较前略有明确”。

　　第二，从党员及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及理论需求来看：1924年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强调健全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要求各地尽量让特别团员退团入党，吸收大批25岁以下的青年人入团，并明确划分党、团组织职责。根据这一精神，安源160多名超龄团员相继入党，党员人数由60人猛增到约200人。新入党的这批党员有从事实际革命斗争的经历，虽然有的也参加过工人补习学校的学习，但大多都没有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基本知识也十分缺乏，因而迫切需要参加党校的学习与培训，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无产阶级的战斗力。由于一下子集中了这么多先进分子，安源党组织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和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独一无二之无产阶级组织”（恽代英的评价），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第三，从组织和政治基础来看：1924年夏，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蔡和森到安源巡视指导工作。同年8月下旬，团中央局常委、宣传部主任恽代英到安源巡视，并主持地委教育宣传委员会会议，讨论宣传事宜。11月，团中央执行委员、特派员林育南到安源巡视，出席各种会议，找党、团负责人商量工作，“多系关于教育训练方面问题”。此时，在苏联受过系统马克思主义教育和训练的任岳、胡士廉、汪泽楷等回国后，奉派到安源工作。根据林育南的提议，安源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决定合组“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委员会”，作为党领导工人教育事业的机构，由中共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任委员长。这一时期，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也十分重视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在1924年9月至1925年5月会计年度预算中，教育经费增加到15000元，占总收入一半以上。所有这些，都为安源党校的创办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组织和经济基础。1924年10月至11月，安源党、团地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办党校，一初级班，专收工友同志，二高级班，在寒假内开课，专收学生同志……待讲义到后，即行着手。”这段史料是安源地委着手开办党校的最好证明。

　　第四，关于安源党校学习的有关情况：共青团安源地委宣传部1925年4月9日的报告写道：团校是与大学（即中国共产党）合办，团校现分两班，课程每星期三次，教材是《政经浅说》、《大学史》等，“教书的人是泽楷、大石、士廉、劲光”。中共安源地委1925年8月15日的报告称：“党校开办时有学生六十人，就其程度之高低，分为两班教授。”“由双方各指派卅人到课，分甲、乙两班，功课为：政治经济浅说（即秋白、王伊维所译之政治常识）、俄共党史、少运史三门。每周授课三次（六小时）……”

　　1925年9月，正当安源党校发挥更大教育指导作用时，国内形势突变，北洋军阀武装镇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党校被迫停办。

　　北京党校：党中央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由罗亦农担任校长

　　1924年秋，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在与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委员长（不久称书记）赵世炎交谈工作时指出，干部训练非常重要，我们须赶快为党的工作的大发展准备大批的基层和中级领导干部。但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还无从知道这些训练班的具体情况。1925年9月在安源党校被迫停办的时候，北京党校在李大钊主持下由赵世炎具体负责筹办。

　　第一，北京党校的地位和意义。北京党校的校址选在西城区新街口蒋养房胡同一所两进的四合院内，党校对外公开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办学资金由李大钊通过苏联大使加拉罕加以解决。校长由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中共粤区宣传部长罗亦农担任。《罗亦农同志传》记述：“是年十月，中央召集扩大会议于北京，亦农同志代表粤区出席。此时，中央深感干部的缺乏，决定开办短期党校。故扩大会后，即令亦农同志主持党校工作。”罗亦农主持的就是北京党校工作。这段话也表明，北京党校是党中央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其地位和意义当然是重大的。

　　第二，罗亦农与北京党校。罗亦农是党的早期领导人，1921年8月受组织委派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并担任中共旅莫支部第一任书记。他在支部建立了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亲自拟定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在学习期间，罗亦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组织翻译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其他著作。他特别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1924年12月在旅莫支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策略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国际状况、苏俄状况、职工运动五个研究会，罗亦农兼任中国共产党策略问题研究会主任。正因为有这种经历，中央十分认可罗亦农在党内教育方面的才能并委以重任，罗亦农也由此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受党中央委派办理党校的领导人。罗亦农在任期间，事无巨细，尽职尽责，无怨无悔，故党史上有罗亦农“一个人办一个党校”之说。

　　第三，北京党校的学员与授课情况。1925年10月，北京党校招生开学，学员有60人，主要由北方各地选派，都是有工作能力、学习心切、有培养前途的党团员。李大钊特别提出要吸收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志到党校学习，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一些干部。由于环境恶劣，为了培养纪律意识，北京党校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在校期间学员一律不得外出。不经罗亦农批准，学员不得自由行动。上午和下午上课或听报告，空余时间和夜晚自修，整理笔记。学员每10人分为一组，推选一位组长，召开小组会，对学习体会和心得进行讨论。对教员所讲授的内容，如有不解或疑问，可随时提出，教员予以解答。为了提高学员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罗亦农在计划讲授的课程之外，还经常组织时事问题的报告和讨论。

　　北京党校由于校址地处偏僻，环境安静，所以党校学习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特别是在罗亦农的精心筹划和辅导下，学员们虽然在校学习的时间很短，但学习情绪高涨，收获很大，开学后不到3个月，就完成了预定的教学计划，提前结业。

　　我党早期两所党校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以后党校教育积累了成功经验

　　安源党校和北京党校在党校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为全国尤其是北方培养了许多得力的干部，而且积累了许多办好党校的成功经验，其中不少做法至今仍为各级党校秉承。

　　其一，党委高度重视党校工作。比如，安源党校尽管存在了仅有大半年的时间，但仍为党办好党校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兼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党校校务，亲自任教，体现出党委对党校工作的高度重视。再如，北京党校的课程和教学计划由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亲自拟定。另外，在党组织和领导人的重视协调下，安源党校、北京党校的办学和教育经费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其二，教学内容有重点、有特色。比如，安源党校以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为主业，其中，瞿秋白和王伊维（即王一飞）合译的《政治常识》和俄共党史，是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内容；同时又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教学，如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后，为迅速贯彻落实党的四大精神，安源党校一度将学习党的四大文件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再如，北京党校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为主要教学内容，任课教员基本上是1924年至1925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人员。据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回忆：最后一课是由李大钊讲的，他以“土地与农民”为题目，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特别强调了依靠农会和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后来，毛泽东把它收入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供讲习所的学员学习。

　　其三，教学目标的明确性和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按照中央提出的党校要“养成指导人才”的要求，安源党校及其前身“特别班”的教学，以使学员得到“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为目标。北京党校也强调学员要把理论学习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罗亦农在开学典礼上指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者，那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起码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愈丰富，便愈会增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唯有通过革命的实际行动，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希望大家现在把理论学好，以便将来回到实际工作岗位后，在实践中经受锻炼，不断提高认识，增强工作能力。另外，北京党校采取授课、自学、讨论、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党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课；采用学员自我管理的方式。

　　其四，为中国革命培养了领导骨干。就北京党校来说，部分学员学习结束后返回原地工作，有的被指派到北方其他地区及广东、湖南等地工作，不少人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例如，学员何资深（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被党派往湖南，1926年秋他主持湖南省委党校，仿照北京党校的方法，培养了一批县委书记。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时，何资深任组织部长。1926年6月25日《共青团北方区工作总报告》写道：党校毕业的人，分配给我们的有王为铭等人，“我们应各地之需要……王为铭为唐山书记，穆秉衡为张家口书记，王敬臣为保定地方书记，胡英初为包头书记，高洪光为哈尔滨书记，于兰田为天津学委书记。”可见，我党早期党校的创办，确实达到了中央所希望的“养成指导人才”的初衷，推动了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