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我国的教育改革，这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的问题。据百度学术搜索，评价中国教育改革的文章，竟有超过25万篇，可见人们对我国教育改革期盼之殷，对新教育渴望之切。2013年9月上旬，在凤凰大视野频道播出了《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这是一部十集教育纪录片，该纪录片中也有我被采访的一节。该片播出后反响强烈，普遍认为是一份中国教育现状的真实记录，直指中国教育的痛处，以最直接的方式炙烤我国当下的教育。

　　也许，人们对于《盗火者》这部纪录片的调查报告，评价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不能不肯定编导者们严谨和求实的态度，他们策划了数年时间，拍摄和剪辑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素材时长超过100个小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展现了各类教育实验活动，也提出了进行教育实验的某些思考。

　　我国各类高等学校虽说有规模大小之差，有师资素质优劣之分，有学术水平高低之别，但它们却没有个性之不同。这就是长期饱受诟病的千校一面的痼疾。

　　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多规格、多品种的，因此大学也必须是多样化的，这是由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规律决定的。2015年10月16日，英国《自然》杂志刊发了封面文章《大学实验：作为实验的校园》，并配发了社论：《受到挑战的大学》，其中指出：“大学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实验，教育与科学应对挑战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与科学研究一样，都需要实验。因为必须通过实验，才能最终知道哪种方式适合自己的学校。”众所周知，创刊于1869年的英国《自然》杂志，是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它以报道科学世界中重大发现和重大突破性的成果为使命。然而，这份备受科学家推崇的杂志，却以不同凡响的高调刊发“受到挑战的大学”的社论。也许，这是该刊创办近一个半世纪的破例之举，说明科学与教育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让人们耳目一新，说明教育也是科学，凡科学都必须实验，并由实验来检验其理论的正确与否。

　　可贵的教育实验

　　其实，教育需要以实验来推动并不是新鲜的话题，在历史上不乏教育实验的先驱者。早在公元前387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朋友的资助下，就创办了柏拉图学园。他认为：“数学在培养哲学家、政治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数学能够激励心灵上升到最高的理性认识。”因此，他在学园的门口写上“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训诫，并以这个理念进行教学改革实验。他亲自主持学园的实验长达40年，而校园前后延续了900多年。在他的教育思想熏陶下，学园培养出了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数学家欧几里得等学界巨擘。

　　杨·阿姆斯·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伟大的教育家，他在担任黎撤中学校长期间，积极推行“泛智教育”（全面的智慧）实验，以实现自己的教育夙愿。他在该校开始了最早的教育实验，也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实验，寄托了他最初的教育理想。他的实验对象是4至13岁的儿童，学校采用活动课程和以活动为中心，这些教育实验是他的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推动了教育学研究中自然实验法的发展，他也是分班教学的创始人，他的教育思想对欧洲乃至世界的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约翰·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芝加哥大学哲学学派创始人，也是美国实用主义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为了实践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他于1894年创办了芝加哥实验学校，以4～15岁的儿童作为实验对象，这所学校是他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实验室。他是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代言人，他在芝加哥实验学校所进行的实验，被认为是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大胆实验。他认为传统教育的弊端是课程与儿童的生活和经验相分离，认为儿童教育的课程都必须以儿童的兴趣、认知和心理发展为依据，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和“从做中学”的教育原则。芝加哥实验学校进行了10年的实验，直到他于1904年离开芝加哥大学为止。杜威在中国有多名得意门生，如郭秉文（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南京师范学院院长）、胡适（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蒋梦麟（先后任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校长）、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陈鹤琴（东南大学校长）等，他们都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伯特兰·罗素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有欧洲亚里士多德之称，他不仅仅是著名的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学家。他与妻子于1927年创办了比肯山学校，以自己和邻居的孩子为实验对象，把他们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该校以实施自由和健康教育为目的，培养儿童健全的智力和体魄，后来由于与妻子离异，教育实验才被迫中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苏联的阿·苏霍姆林斯基出身农民家庭，仅仅拥有波尔塔瓦师范学院函授科的毕业文凭，但他却是苏联联邦教育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曾获得国家功勋教师称号，获得了诸多的勋章。虽然他仅仅享年52岁，但他却留下了40部教育著作、600多篇教育论文，1200多部儿童故事。这些骄人的成就和荣誉是如何得来的呢？这一切，都源于他是一个执着的教育实验家，他担任了帕甫雷什中学校长，这是一所农村中学，除了体育课以外，他担任了所有课程的讲授，以便进行课堂改革的实验，这该是需要何等顽强的毅力呀！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成功的教育实验家非陶行知先生莫属。他于1927年先辞去了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的职务，后又谢绝了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和吉林大学校长的聘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教育实验中去，创办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募集100万元资金、培养100万名乡村晓庄实验学校教师，创办100万所农村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这是一个宏大的教育实验计划，如果顺利地得到实施，对改造落后和贫穷的乡村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惧怕晓庄师范的革命性，由蒋介石下密令，由军队以武力封闭学校，30多名学生被捕，陶行知被通缉，被迫到日本避难。虽然晓庄师范仅仅存在了3年时间，但实验的成就斐然，培养出了230名学生，成了后来抗日的骨干力量。晓庄师范的教育实验，既丰富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又影响了当时一批致力于乡村教育实验的教育家，如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

　　朱永新博士是真正的教育内行，由他率领的新教育实验团队，于2001年在江苏昆山玉锋学校正式启动，2002年新教育实验网站开通，实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致力于推动一项被认为是草根性的改革，他们的核心理念包括：“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一切；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让师生与人类崇高精神对话。”目前，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800多所学校致力于新教育实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4年11月，《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革命》一书出版了，瞬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上海海事大学魏忠教授的著作，他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学成回国，就投身到教育实验中来，他以上海海事大学电子商务和管理学专业学生作对象，后来他在100多所大学和许多中小学进行教学实验，并总结出了一些案例教学的规律。他的另一本书《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怎样的革命》也即将出版，它与前一本书是姊妹篇。实际上，这些来自民间静悄悄的教育改革实验，是值得重视的一股力量。

　　教改实验需大力推动

　　苏联教育家阿·波利阿耶夫曾说：“教育领域是一块伟大的实验场地”，唯有教育实验才能推动教育改革前行，这已是被教育史证明了的一条铁的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在校就读的各类学生约2.5亿，其中高校在校学生3559万人。照理说，我国拥有无与伦比的教育实验资源，应该产生更多杰出的教育家。但可惜的是，我国并没有产生在世界有影响的著名的教育家，也没有撰写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育经典著作，这与缺乏有远见的教育实验家不无关系。为什么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实验的人还是太少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三点却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认识上的盲区，认为实验纯粹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事，而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天经地义的就是注经和讲说章句，而与科学技术老死不相往来。2003年2月27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大学文科改革献三策》一文，其中就提出：“设计创建相关实验室，克服文科脱离科学技术实践的状况，这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尤为重要。”可惜的是，拙文并没有引起教育界的重视，也未能看到人文社会科学改革的根本性的突破。

　　什么叫教育实验？所谓教育实验，是以人为实验的对象，以某种新的教育理论（或理念）、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学制度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受教育者实施教育，并观察获得的实验效果。一般来说，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大多也都可以用于教育实验，如观察法、对比法、解剖法、统计法、推理法、归纳法等。它们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实验的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而教育实验对象是人，而人是有能动性的，这就增加了教育实验的可变性、复杂性和周期长的特点。教育实验与科学实验一样，都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反复得到重复的结果，方能够称为真理，也才具有被推广的价值。

　　其次，求同不求异的思维方法，阻碍了教育实验创新。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方法有着某些重大的区别，一般说中国人“夸多识，而西方人赞新知”，基于这方面的差异，大多数中国人是“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稳不求变”，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该校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的一段话得到证实，1907年他到哈佛大学参观。他在演讲时说：“普林斯顿大学不是哈佛，也不希望成为哈佛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成为普林斯顿。”这是对大学多样化重要性最经典的诠释，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后来的实践证明，普林斯顿大学的确完全不同于哈佛，她是一所“小就是美”的袖珍大学，没有美国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但她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却令世界其他大学刮目相看。然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有特色的大学，在求同不求异思想的指导下，普通大学一味模仿重点大学，地方大学向中央大学看齐，而民办大学也亦步亦趋地走着公办大学的路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千校一面的局面。我国现在有近3000所大学，虽然他们的师资和学术水平有差别，但他们的办学模式甚至连院系和行政机构的设置都完全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曾兴起一股改校名和系升格为院的热潮，这就是同向思维最典型的表现。

　　再次，有一些人怕冒险、视教育改革实验为危途。解放思想，投入教育改革的实验中来，这是一块伟大的实验场地，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是大有作为的。唯有如此，才能创办我国各具特色的大学，才能产生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进而创建我国的教育学学派。这是祖国人民的希望，也是时代的呼唤，我国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切莫辜负时代对我们的期盼！（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