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理论性质究竟是经济学还是哲学？这是《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是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对象转换以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学科关系问题，而实质上则是近现代人类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这需要我们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时代总问题中审视《资本论》的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深层关联，通过经济学与哲学关系的思想史考察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野。

　　在西方思想史上，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这种学科发展的思想逻辑根源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具体来看，在古代社会，经济学主要作为“家政学”而存在，即治理家庭财产的实践智慧。在学科定位上，家政学没有获得独立地位，从属于政治学、伦理学，并进而从属于作为知识总汇的“大哲学”。在学科内容上，家政学服从于城邦的政治伦理要求，以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为直接目的，服务于人的德性潜能在政治制度中的实现这一核心问题。近代以来，伴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国家与市民社会日趋分离，经济学也日益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哲学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内容上，经济学逐步摆脱了政治伦理的要求，不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价值和交换价值为目的。由此，经济学的称谓也发生了从“家政学”到“政治经济学”再到“经济学”的变化。

　　启蒙运动之后，分化开来的经济学与哲学又适应新的需要在更高水平上趋于整合。黑格尔对重新整合经济学与哲学作出了初步尝试。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作为市民社会的知性科学，阶段性地把握住了纷乱繁复的经济现象背后的理性必然性，政治经济学由此便成为国家调和市民社会分裂的工具。黑格尔的做法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唯物史观来看，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重新整合趋势，实际上正是对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市民社会内在分裂及其矛盾解决的客观趋势的一种理论再现。因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虽然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始终伴随着深刻的矛盾分裂；要解决这种矛盾分裂，客观上需要经济与政治的整合以及整个社会的整合。经济学与哲学趋于整合的思想逻辑反映了社会整合的客观趋势。

　　马克思对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融合，是一种古典的“大哲学”视野在近现代学科分化基础上的再生。西方古典的“大哲学”视野被强调科学独立于哲学、经济学独立于伦理学的近现代学术传统全面取代了。由此，整体性的现代性问题即“人在现代社会境遇中如何发展自己的潜能”，就被分割为两类学科领域：一类是主观性的价值规范问题，属于研究个人道德选择的道德哲学领域；另一类是客观性的事实规律问题，划归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这种学科分化固然有其进步性与合理性，却系统地遮蔽了整体性的现代性问题。只有重新开启“大哲学”视野，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才能够统观现代性的整体轮廓，透视其内部结构，进而探究现代境遇中人的发展问题。兼具古典学养与现代视野的马克思，力图重新整合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从而继承并发展古典的“大哲学”视野。

　　马克思从青年到成熟时期的思想历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总体性视野持续生成的过程。这种总体性视野集中关注人的社会性潜能的发展与实现，而对这种潜能的实现条件的寻求则从意识观念领域不断拓展深化到政治经济关系等更为深层的社会基础之中。他从青年时期的自我意识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到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演进的深层逻辑是：从伦理学或政治哲学的抽象探讨逐步深入到更为具体、更为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元”探讨，从而形成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有机统一的“大哲学”视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哲学—经济学”总体性革命，即从立足人本伦理学批判经济异化，追问“哲学—经济学问题”（人的社会性潜能应当实现，但事实上没有实现），深化发展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探求更为深刻的“经济学—哲学问题”（人的社会性潜能如何在政治经济现实中全面发展）。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并非存在一个简单的“学科转换”或“认识论断裂”，而是同一种“经济学—哲学”总体性视野不断成长、日渐成熟的发展过程。

　　可见，当前《资本论》研究中的“经济学主义”与“哲学主义”二元对立的局面亟须反思。在学科分化日趋严格的当代语境中，我们更应该超越“经济学主义”与“哲学主义”的二元对峙，凸显《资本论》本身的总体性视野。（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