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发表一个所谓的《人权报告》，诬蔑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状况。如《2014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罔顾事实，老调重谈，再次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这种对人权持有双重标准，对他国人权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的做法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美国一向以“人权法官”自居，似乎对各个国家人权状况的评判权是“天赋”给它的，是只能由它垄断的，某些西方自由主义者也认为，人权的概念既然发源于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西方”自然是“人权”的鼻祖。其实，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对人权问题的话语权早已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了。

　　人权，泛指人身自由和其他的民主权利。最初，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反对封建专制的口号，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用人道否定神道，用人性否定神性，用人权否定神权，呼吁从神学束缚和中世纪黑暗中解放出来，英国国会曾分别于1679年、1689年由国会制定《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论盛行，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是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

　　人权概念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具有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不可能有谁举起人权的旗帜登高一呼，便把天生的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一致起来，达到一律平等、自由的境界，解决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这实质上就是争取人权的斗争，1948年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国际人权活动的开始，自此集体人权的概念得到发展。1986年联合国又通过了《发展人权宣言》，明确提出，争取和维护人权首先是争取和维护生存权、发展权，消除贫困是发展人权事业的根本。国家不分大小、强弱是一律平等的，这就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联系在一起了，对人权问题的话语权也不再只由西方垄断了。

　　少数西方国家某些人，仍以人权权威、正义捍卫者的姿态独霸话语权，动辄指责别国，实在是不识时务地重弹过时的老调。特别是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固守“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在人权问题上搞对抗，搞双重标准，把“人权”当做大棒，带着偏见和敌意，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充分暴露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

　　我们主张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互相借鉴，但只能在社会发展的范畴内来讨论，因为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人权问题受着各种因素的制约，发展很不平衡，各自的实现形式也不一样。以“人权法官”标榜的一些西方人士，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标准，居高临下地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挑剔和指责，不仅我们反对，就是在西方，也有资深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于事无补，只能制造磨擦和对立。如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其著作中就曾指出：“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权就如何处理民主和人权问题指责中国人，那么，大多是因为对中国在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缺乏知识和尊重……谁只要大体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就会明白：中国不需要任何监护。而我们的美国朋友尤其应当理解这点，对中国进行任何方式的‘监护’都是不现实的。”

　　西方有人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经济自由”“政治压制”的模式，这实在是一种无知和误解。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权从何谈起？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尤其是脱贫攻坚战的实施，难道不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贡献？我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各项民主权利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得到许多国家的赞赏。然而，我们从未鼓吹他国效仿，更不搞“模式输出”，至于说中国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将会在世界产生共鸣和影响力，那是别人说的，我们也并不因此而头脑发热，我们牢记我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