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自信底气的中流砥柱

　　在当代中国，研究文化底气问题，绝不能无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在中国处于三座大山压迫下时，肩负起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其中就为文化重建和复兴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国成立后，它肩负起全面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展经济，强国富民，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负责，还要在实践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实现“四个伟大”同样要求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近百年的苦难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重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树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国仍然保持旧的社会和旧的制度，中国就不可能是现在的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气。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气问题时，绝不能无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且是文化建设的领导者，是文化自信底气的中流砥柱这一现实。

　　社会上曾经刮起小股“民国风”，认为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这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40年，是中国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的社会大变革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混乱而又向前迈进的时期。民国时期总体上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教育落后，文盲遍于国中，但由于社会处于转折时期，在文化上出现过一些名人。但在一个落后的中国，极少数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文化自信的本质是民族自信，是整体民族的精神状态。我们敬重其中一些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但仅凭旧社会极少数文化精英，而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国家重建、社会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当代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中流砥柱。在当代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会再度丧失文化自信的底气。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正因为这样，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建，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务必不辜负全国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期待。

　　与中国共产党不可分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究竟是有利于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还是阻碍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说，是异质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华文化传统断裂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用科学态度审视中华传统文化，辨别精华与糟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化的科学态度，有力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主义和复古守旧的保守主义，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可继承性。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贬低中华传统文化，而是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华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导向和推进器。

　　只要不怀政治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从中国文化生态中排除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不可能。如果仍然是对历史上传统的解释理论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趋，就不可能别开生面，讲出新道理、新思想、新体系，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新高峰。如果排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代中国将呈现出这样一幅文化图景——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或保守的国粹主义和西化主义相结合的非骡非马的杂拌文化，而不可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并充分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果这样，中国的文化将会倒退一百年。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它被中国化成为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就不再是所谓“异域文化”，而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内容是与中国实际、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结合，而且就语言风格和气魄而言都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我们只要读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引经据典所显示的中国风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外在于中国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而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内在灵魂和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撑。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强势攻击下，中华文化很难有文化自信的底气。

　　在研究中国文化自信底气时，我们不能忘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到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底气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没有现代理论支撑和对中华传统文化阐述的参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往往不易到位，不易得到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的阐述。中国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许多价值观念，要使其与现时代相适应，获得新生命力，必须有相关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深入阐述它的内容并充分展开有理有据合乎逻辑的理论论证，而不是停留在高度浓缩的格言式的命题上。

　　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阐述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和启迪作用。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为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质，而拒绝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联姻，拒绝承认中国传统人文文化中可以提供包含科学性的智慧。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极其丰富的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内容。不能认为一提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科学性问题，似乎就是否定中华文化的人文本质。这种科学性与人文性绝对对立的看法是偏颇的。把中华文化的人文性紧锁在“袖手论道”“空谈心性”范围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误读。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不仅要立足中国实际，面对当代中国问题，而且应该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上的实践经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或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启发。中国哲学中包含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以及关于人和人性的探索；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和司法实践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历代治国理政学说，以及著名思想家著作中与上述学科的相关论述和历史上的实践经验，都可以通过批判地总结、吸收和改造，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果割断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只能永远当西方相应学科的理论和话语的搬运工，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就难以建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是有关世界本体和认识来源及标准问题，而不是到处可贴的标签。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它作为文化划分的标准，说某个民族文化是唯心主义的文化，某个民族文化是唯物主义的文化。

　　历史上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和对文化的贡献，不是简单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区分来定位的，而决定于它的体系中包含的哲学智慧。列宁曾经说过：“聪明的唯心论比愚蠢的唯物论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论。”掩埋在泥土中的珍珠仍然是珍珠。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就比旧唯物主义尤其是比庸俗唯物主义对人类思想贡献大得多。正如同旧唯物主义尤其是庸俗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它是唯物主义，而在于它在唯物主义名义下包裹着的哲学缺点和错误。“朱子学”和“王学”都是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说。在当代中国，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对人作为人的道德教化和修身养性，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修养论”和“工夫论”，有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和道德素质的优化。这是继承儒家哲学重视“成人之学”，培养理想人格的哲学的一贯传统，而“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又是新的发展。但我们不能把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命题无限地外推，把它从道德和人格的“修养论”和“工夫论”变为“宇宙论”和“认识论”，把“理一元论”和“心一元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之上。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就是文化自信底气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我们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文化自信的底气。文化自信是最持久和最深厚的自信，它起精神支撑作用，贯穿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之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极大地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无比增强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的确，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伟大成就，无比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底气。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华文化，与一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平发展中的中华文化相比；一个经济落后不断挨打，处于世界边缘时期的中华文化，和日益走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华文化相比，哪个更具文化自信的底气，这是不言而喻的。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是文化底气的经济、政治支撑。可以断言，随着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会不断提升。

　　当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为什么对文化抱着一种悲观主义态度呢？因为西方文化的没落，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没落的映射。资本主义制度在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它逐渐走过了辉煌鼎盛时期。斯宾格勒的文化悲观主义其实是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的一种预言。文化的活力不可能离开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支撑。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正在于中国道路向世界贡献的现代化的新方案、新式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以及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的社会发展理论。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往前走，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还存在不少社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将会进一步提升。

4、文化政策是增强文化自信底气的制度化保证

　　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都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文化建设也是一样。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使我们对制定正确文化政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执政党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对于能否正确处理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至关重要。

　　从理论上来说，无产阶级对待民族文化传统与资产阶级相比更具科学态度、更具宽阔的眼界和胸怀。当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主义先驱，在继承和吸收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最感兴趣的不再是文化传统，而是证券交易所和利润，是对职位与收入的担忧和极其卑鄙的向上爬的思想。恩格斯在历数资产阶级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屑态度后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当无产阶级还处于被统治地位时，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只能是一种理论，而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从自身经验中认识到，传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必须变成一项具有理论性和约束性的国家政策，由全党和全社会各相关机构共同实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就表明我们国家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重要性与迫切性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意见》对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保障措施以及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如何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等，都有明确而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及使之成为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并作为一项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责任，提高了全国人民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坚决执行这一政策，有助于提高文化自信的底气。

　　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及其创造性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上的客观现实。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问题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这是一种超越纯文化的角度，对当代文化自信和底气问题置于社会的总体性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比单纯就文化谈文化自信，更会令人信服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对文化自信底气的增强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陈先达，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