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子的脑袋　蛐蛐的笔

　　手抄的油印的“总理遗言”铺天盖地，在各省市蔓延开了。

　　全国追查“总理遗言”，找到了突破口。发现“总理遗言”许多传抄件，源头是在杭州汽轮机厂。汽轮机厂就盯牢蛐蛐。一经审问，蛐蛐心里就有点发虚，毕竟是伪造的，而且伪造的是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的遗言，事情闹得太大了，蛐蛐就把狗肉聚会说了出来。接着，专案组顺藤摸瓜，狗肉聚会那一拨人，隔几天抓一个，瓜子、阿斗、大耳朵一连串抓进去。

　　公安部门定性了，狗肉宴是预谋会议，瓜子的脑袋，蛐蛐的笔。

　　杭州就把蛐蛐、瓜子、阿斗等人，连同他们父亲都抓了起来，押往北京，关在白云路中央政法干校。这个案件惊动了中央高层。张春桥说：“儿子背后有老子。”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中国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强烈的地震波震撼到了北京。牢门都洞开了，被关押的“犯人”和管他们的战士都融成一片，大家要求生。瓜子在放风的院子砖墙上看到刻字：“瓜子，对不起。”这是蛐蛐写的。冤是有点冤，瓜子没有写过一个字，却被当作蛐蛐的智囊抓了起来。

　　“总理遗言”疑案的核心人物关在北京。而第二层次人物，如大耳朵、蛐蛐前女友的爸爸、阿斗的妈妈等就关在天目山临安，称为“临安组”。1939年，周恩来在浙北临安联络和布置抗日统一战线时，曾经下榻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恰巧三十七年后，留椿屋这个景点却分批关押着“总理遗言”疑案的一些牵连者。

　　瓜子的妈妈、妹妹袁敏等人，作为第三层次人物，软禁在杭州家里。

　　留着“政治尾巴”归来

　　1976年10月，绝望中的大耳朵用镜片割手腕，血流了一地。但他绝处逢生，从鬼门关转了一圈被救了回来。

　　几天以后，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粉碎“四人帮”。“临安组”解散了，关在天目山的同学和被牵连的家长，最早放回到杭州。大耳朵说：“哎哟，幸亏我没死。”但他的手腕上留下一个疤。

　　“北京组”一共关了七个人，先放了五个人。瓜子的爸爸被释放时，为了安抚，有人还带他们去八达岭长城观光，吃北京烤鸭。

　　可是，案件的核心人物蛐蛐和瓜子，还留着政治尾巴。毕竟是遗言伪造者，有错在身，严重政治错误。瓜子不服气，不愿出来。有个公安就对瓜子说：“我送你们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儿子正好顺路去唐山看他的女朋友，结果遇到了大地震。我的儿子就从人间消失了。如果我儿子在的话，我也应该抱孙子了。”

　　瓜子听了一震，和这样鲜活的生命突然消失相比，自己所遭受的不算什么，他的心态一下子平衡了。瓜子就签字同意出来了。但他在结论上写了一行字：“我保留向华主席申诉的权利。”

　　瓜子就这样带着政治尾巴回家。他原来是电工，结果调到煤场当搬运工。大学也没上成。这就是带着“严重政治错误”尾巴的后遗症。

　　钱塘江边的弄潮儿、“总理遗言”的制造者蛐蛐也回到了杭州。杭州汽轮机厂党委书记和同事对蛐蛐挺好，一点也没有歧视他，还让他当团委书记。大家特别敬重他，觉得他勇敢，有担当，能做这样轰动的事情，说那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平凡地活着最好

　　蛐蛐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又是青年才俊，一时间他不断升迁，事业与爱情处处得意。蛐蛐先是调到《浙江日报》担任本报评论员，文章经常上头版。然后他又当文艺部副主任，调到《东方青年》当主编。

　　仕途前景看好的蛐蛐，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击倒了。他经常处于幻觉当中，有一次在报社，他近乎梦游般从天窗翻进去。第二天上班，地上留下一迭脚印。蛐蛐去报案，人家说，这脚印就是你的。蛐蛐拿了两个暖壶去打开水，突然眩晕摔倒，两个暖壶啪地全打碎。

　　原来，蛐蛐在北京被关押期间，严重失眠，开始服用安眠酮，逐渐形成了毒瘾般的药物依赖。蛐蛐频繁摔倒，结果发现脑颅内血管出血，就动了开颅手术。可是，手术不成功。在病榻上这一躺就是二十年，世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却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

　　有一天，蛐蛐问照顾他的同学：“大耳朵，我在床上躺了多久了？”大耳朵说：“二十年。”蛐蛐又问：“我爸爸呢？”大耳朵说：“你爸爸早走了。”蛐蛐的爸爸妈妈走了，他都不知道。蛐蛐失去大部分记忆，只记得一个数字，就是汽轮机厂的电话号码。

　　当年狗肉聚会的这些同学，因为“总理遗言”案件受了不少磨难。这些同学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挺不错，但是都非常低调。他们真切地感觉到，轰轰烈烈之后，冷静下来，平凡地活着是最好的。

　　可惜，那个编造了“总理遗言”的李君旭————蛐蛐，2014年2月9日在杭州去世了，享年62岁。然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蛐蛐和他的朋友们曾经留下了“善意的谎言”，在历史的记忆中应该长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