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可恨，循吏稀少，清官可遇不可求，庸官倒是差强人意——

古代民众对待“父母官”：期望、失望、再期望

《父母官：明清州县官群像》，柏桦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直接治民而将朝廷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是州县官员，有如“民之父母”，被称为“父母官”。在中国古代官僚群体中，“父母官”这个群体的政治地位虽然不高，但却身兼行政、财政、司法、教化等多重职任，把国家的统治直接施加在民众身上，其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所管辖地区百姓的生死荣辱。那么，中国古代民众是如何看待“父母官”的呢？他们又期待什么样的官吏呢？对于这些问题，我结合本人撰写《父母官：明清州县官群像》一书的所感所思，略作回答。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父母官”与民众的关系实质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从关系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里，民众没有权力，他们把自己的寄托交给为民做主的清官；清官俨然是庶民利益的代表。记得多年前有一部《七品芝麻官》历史戏剧，是以明代有名的清官徐九经的事迹为素材改编而成的，其中有句台词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有学者评价说，这种清官戏“分明透露出在专制政治面前的奴性心理。正是这种心理，构成了专制政治得以存在的重要的观念基础”。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官的主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民众无权选择，统治者为民众设定的乃是“父母”——“为民做主，愚者觉之，弱者扶之，屈者伸之，危者援者，阙者完者，隐然一地方保障”。

　　按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父尽其慈，子全其孝，总的要求是子服从于父；但也有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父不慈子不孝的辩解。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要求“父母官”不仅应当“爱民”，而且要“教民”、“化民”，必须要顺应民情，导民为善，其根本在于“亲民”。这一个“亲”字，包罗万象，不但要求“父母官”尽到“父母”的职责，而且要求“父母官”能够尽心尽力地为民做些实事，真正与民众打成一片，民众也会爱之如“父母”，反之则会被人民视为仇雠。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父母官”虽号称“父母”，但却强调是“官”，而且明确他们的主人地位，这样便与民众构成了治人和被治人的政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官”与民众，既不可能是父子这种家庭伦理关系，又不可能是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而是一种官尊民卑，地位极为不平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从关系。

　　中国古代民众将辛苦所得当作租税交给官府，养活一大批官吏，本来应该是这些官吏的“衣食父母”，但现实关系却掉了过来。于是，官吏对民众的役使、管制、惩罚和督催，成为理所当然而天经地义之事；民众对官吏政令的不满、指摘、反对和抗争，则成为有悖天理而不守本分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的“父母官”与人民的关系，则与现在所讲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有本质上的区别。

　　古代民众没权利选择“父母官”，只能寄希望“父母官”是青天大老爷

　　既然中国古代民众没有权利选择“父母官”，就只能够寄希望于“父母官”是能为他们做主的青天大老爷。“父母官”众多，上者为贤能，下者为贪酷，而贤与酷中间还有许多类型。在历史上有法臣、饰臣、侵臣、谄臣、愚臣、乱臣、奸臣、态臣、篡臣、贼臣、功臣、顺臣、忠臣、谏臣、辅臣、贤臣、圣臣等区分，还有循吏、贤吏、能吏、良吏、贪吏、酷吏、佞吏、??吏、奸吏、昏吏、庸吏等区别。这些类型的官员，仅要求君主在选用时予以注意，民众无法选择，只能够期待加于自己头上的“父母官”不是剥削他们的贪官污吏。

　　古代民众在不能够选择的情况下，便期望有“贤能”和“循良”的“父母官”降临。历代论述贤能的“父母官”应该具有奉公守法，不避权贵，呵护子民，清廉自持，善理繁剧，明于公断，招抚垦殖，捕盗招亡，设学施教，歼寇全城，息讼止争等诸多要素；循良的“父母官”应该把握上顺公法、下顺人情的根本，对上恭敬有礼，对下力行教化，以爱民为己任，以持家为立身之基。清廉爱民，是在奉公守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也是贤能“父母官”的基本特征之一。循吏应该是合贤能为一的理想官吏；良吏持身清白而有能力，较能吏多些廉洁，较贤吏多些强劲，较循吏多些变通。循良贤能有明确的标准，也有明显的差别。标准则带有许多理想上的成分，差别则在于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还要看他们治理的方针是否有利于民众，最终的评价则在于是否顺应社会的发展。

　　在不能够奢求贤能循良“父母官”的情况下，古代民众则希望有庸碌无为的“父母官”

　　历史上，民众最不希望贪墨残酷的“父母官”降临本地，贪官酷吏是“父母官”中的败类。贪官的主要特征是一味贪墨营私，酷吏的主要特征是以严刑峻法立威。一般来说，贪和酷都是与民为敌，是“贪酷皆民害，而酷为甚”。在一般情况下，朝廷多是以惩贪为首，酷往往在其次。贪官事情暴露，查有实据，处理起来往往有根有据；酷吏多以观望上司意图而行事，且多能舞文弄法，既有上司的纵容或庇护，又有朝纲礼法为凭据，更何况有些还打着为朝廷除祸患的旗号。

　　在古代社会，现实当中民众所期待的贤能循良“父母官”确实是凤毛麟角，而贪官酷吏却车载斗量，在不能够奢求的情况下，则希望有庸碌无为的“父母官”，因为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虽不会造福于地方，但也不会给地方带来灾难。庸碌无为的“父母官”所求的是仕途平稳，想贪却不敢过分，要酷则不敢逼民反，凡事得过且过，也容易满足。在历史上，曾经有许多“父母官”在离任及被惩处的时候，民众上下奔走，请求留任与免罪，最终得到批准，在史籍中将他们称为良吏，但真正的民众心理，史籍却很难披露。明清小说中曾经描写民众请求将“父母官”留任的心理，是他们已经将这些官员喂饱了，如果离任了，朝廷再换一个饿的“父母官”来，他们还要重新喂，如果走马灯似地换官，百姓的骨血都会被吞噬，亦可见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下，“父母官”很难成为民之“父母”。

　　古代民众所期待的“父母官”，是能够为民谋福的“父母官”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民众所期待的“父母官”，是以不扰民、不害民为上，若是能够为地方造福，或者能够办些实事，则是民众之福。“牧宰以造福存心，必能洁己爱民，有其实矣。以惠为政，是能力行善事，有其施矣。”造福就是洁己爱民，施惠就是能够办些实事，而实事就是能够使本地人们过上平安富足的生活。明代天顺时期的河南许州知州陈纪，发现本州百姓除了务农之外，没有别的谋生之道，而农业总有农闲之时，民闲则赌博斗殴，甚至结伙为盗，于是便开发市场，由官府筹集丝纱，并且给予灯油，让百姓纺绩，使他们忙于生计，使“乡市之民无游惰者”。这样的“父母官”以民生为念，在帮助百姓致富的同时，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古代民众所期待的“父母官”，不是什么“贤能”和“循良”者，也不是不骚扰百姓的庸碌无为者，而是真正能够为民谋福者。为民谋福，不是那些功利可见、既能得益于当时又能流芳百世的事，诸如修学、建庙、造桥、筑堤等政绩工程，而是能够充分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挖掘他们的潜力。古人云：“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也就是说，留给孩子万千财富，不如教授他一种谋生本领。三百六十行，都可以谋生，能够使三百六十行齐头并进，并使之能够各显其能的“父母官”，应该是中国古代民众所期待的。（作者为南开大学法学院及周恩来政府学院双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