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肇成（右三）、詹燕（右二）和律师朋友在一起

　　詹肇成在律师所整理案卷

　　詹肇成

　　外地律师探望詹肇成

　　委托人为詹肇成送来感谢信

　　詹肇成在休养

　　詹肇成的案卷

　　考了12次司法考试终于当上律师的詹肇成，被滞留在了看守所。

　　3年前，因为涉嫌诱导证人改变证言、被控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65岁的他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辩护席。高墙之下，这个成都市蒲江县的律师能做的，只有日复一日的等待。

　　他在等法院最终的判决。2017年11月14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詹肇成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不过比判决书来得更早的是衰老和病痛。他的头发速度变白，他常常整夜胃疼，浮肿的脚抬不起来，肩周炎让“双臂快成了摆设”。

　　监室里的日子没有太大差别，一百天到两百天，再到四百天、六百天，詹肇成对时间的感知力一点点被稀释了。但他事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他心里很清晰——他得活着。至少，得活到法院判决的那一天。

　　几年前的一次调查取证是这一切的源头。同为律师的女儿詹燕是父亲最早的辩护律师，从成都赶回老家接手案件时，这个在大城市执业的年轻律师惊呆了。“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在业内普遍被视作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的不易和风险她再清楚不过。

　　她看不得老人吃苦、也深知辩护的艰难，在看守所的会见室，她曾劝父亲“认罪”“配合”“算了吧”，也跟父亲吵过、哭过。

　　两代人、两种有关律师的理念隔着一道铁栏不断碰撞和交锋。詹燕一点点重新认识那个有些陌生的父亲，也重新理解父亲眼中律师真正该有的模样。

　　一

　　隔着铁栏，詹燕说，要配合、尽快认罪，争取取保候审。父亲说：“你就是这样当律师的？没有犯罪就是没有犯罪，咋个认罪？”

　　看守所的警察私下跟詹肇成开玩笑，“你这个当事人脾气有点儿大哦，还跟律师吵架。”

　　没人比詹燕更了解58岁才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父亲了。父亲不是科班出身，因为喜欢法律，他连考了12次司法考试，从壮年考到退休，最后才勉强踩线通过。

　　那是2008年，年轻的詹燕也通过了司考。父女俩进了县城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共事的日子，詹燕一点儿没觉得省心，那些难啃又没油水的案子碰上父亲的倔脾气，就是她最“提心吊胆”的时刻。

　　一场并不复杂的交通事故，作为被告辩护人的詹肇成却一路把官司打到了四川省高院。被告是一个农民，案发当日，因为村委会要接受环境建设检查，临时找不着车运输围板，正在栽秧的被告人从田里被叫出来去开三轮。没料路上出了车祸，搭车的负责村委会建设的老板因车祸死亡。

　　一审宣判这个农民承担所有刑事及民事责任。这个新律师的脾气不小，他觉得案子判得不公，被告人并非专门从事运输业，村委会也应当追加为被告，不能回避民事责任。

　　案子上诉到成都市中院，结果是维持原判。有人跟詹肇成打赌，这案子不可能改判，如果真改判，自己就请詹肇成喝茶。

　　詹肇成继续向四川省高院上诉。

　　这样的时刻是詹燕最无奈的。她是父亲和前妻生育的女儿，父女俩平日里不住在一起。好不容易在所里碰上了，她定会提醒父亲“要多为自己的风险考虑”。

　　这样的案子耗时长，又“没啥经济效益”，一路打下去还得罪不少人。“他还是太看重官司本身了，输赢背后，还有很多事情他不理解”。詹燕说。

　　四川省高院最终再审改判，被告人正在进行的民事赔偿被中止执行。

　　那杯茶他没有喝到。案子之外唯一的收获可能是一条玉溪烟，那是被告人后来拜访时送他的，“这不算受贿哦。”嗜烟的他哈哈地笑起来。

　　尽管吃穿不愁、每个月有两千多元的退休工资，但詹肇成说，自己最爱接的还是那些“有经济效益”的案子。只不过，身在最基层的小县城，他能碰上的，大多数是最无力的案子。

　　曾有一个农民工拖着断掉的手臂找到他。在车间工作时，他的手被卷进了编织袋子的机器，随后，在惨叫声中人手分离，血肉模糊。工厂方不愿意赔钱，具体承包项目的老板又跑路了，这起法律援助的案子摆上了詹肇成的案头，他对着白纸黑字，天天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