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中村里的“寻子店”
打工夫妇寻子16年,在孩子失踪地点开“寻子店”,希望孩子长大了,能想起这个地方,一回来就能找到他们
闫智勇夫妇在深圳城中村中开了一家“寻子店”。记者 罗芊 摄
闫乙人的一双小皮鞋。记者 罗芊 摄
家中留存的闫乙人的照片,母亲说,这是个调皮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闫乙人失踪前和父母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深圳“草埔·寻子店”,是闫智勇夫妇等待孩子的原点。
这是一个不足12平米的小卖部,货物拥挤,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2002年,他们的孩子闫乙人在这里失踪,音讯全无,他们去过广州、四川、河北等地寻找,希望一一落空。
闫智勇想着,孩子丢的时候已经四岁多了,他在草埔生活过一年多,会有印象,“我要守在这里,等他长大了,想起草埔这个地方,一回来就能找到我”。
为了等这个孩子,闫智勇放弃了朋友回家创业的邀约,带着对其他孩子的歉疚,蜗居在深圳城中村里。
16年过去,隔壁的餐饮店老板换了几茬,街口的理发店变成了小超市再变成皮鞋店,闫智勇夫妇依然在等待。
孩子刚丢的时候,闫智勇的计划是,等到孩子20岁,就不等了。如今,孩子真的20岁了,他又舍不下,“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自己也还能动,要不再等等。”
“半个小时工夫,孩子丢了”
见记者的前一晚,母亲冯梅把家里所有和闫乙人有关的东西都找了出来——领口发黄的白T恤、还没来得及穿的小皮鞋、因为放大很多倍像素变得模糊的照片,整齐码好,扎在一个塑料袋里。
她熟练地点开电脑里一个名叫“闫乙人”的文件夹,展示孩子的照片以及寻人启事,看照片时,电脑显示器有些脏,屏幕里孩子小小的脸变得不那么白净,冯梅扬起手擦了又擦。
擦着擦着,眼眶倏地红了。
儿子丢的时候,她和丈夫来深圳打拼不久,刚借了钱开了一家打印店,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盼着日子好起来。
她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到儿子,是2002年1月22日下午五点半左右,丈夫在装二手玻璃门,她准备上楼冲凉,看见儿子蹲在门口玩沙子,冲他喊了一声,“别玩了,早点回来吃饭”,孩子还应了一句“好”。
没想到,就半个小时的工夫,孩子丢了。
晚饭时分,冯梅没见到孩子,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笼罩着她,头皮很痛,“像要爆了一样”,赶忙发动全家开始找孩子。
通过目击者的讲述,她大致拼凑出了儿子失踪前的行动轨迹——放学后,四岁的闫乙人问爸爸要了一元钱,在发廊街中小店买了两根雪糕,并把其中一根送给了同学黄育华,两人遇到幼儿园老师,闫乙人还很高兴地告诉老师,“我请同学吃雪糕”。
之后,他跟着一群孩子去了黄育华家楼顶玩,冯梅的朋友温秀清看到闫乙人,问他,“你爸爸知道你在这里玩吗”,孩子撒谎了,点了点头。
村里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的人,是学校门口一位店老板,他认识闫乙人,清楚地记得,在傍晚6点钟左右,闫乙人跟一个穿着比华利小学校服男生一起走了。
至于这个男生是谁,他不知道,也没看清楚,线索就这么断了。
夜里九点,闫智勇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回复,失踪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不予立案。
他不甘心,自己找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接到一个四川口音的电话,对方说,昨天晚上在华润超市与草埔市场的路边,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一直在叫“妈妈”,说完便挂断了。
此后,闫家人再没收到闫乙人在草埔的消息。
希望一一落空
孩子刚丢时,闫智勇和所有寻子路上的父亲一样,疯了似的找孩子。
贴寻人启事、登报,听到消息便赶过去,广州、四川、河北,只要消息靠谱,他都会亲自跑一趟。
这么多年,他感觉最轻松的时候,就是在找儿子的路上,列车缓缓开动,脑海里反复咂摸着那几句,“这个保准是你孩子”,像做了一场梦。可到站了,梦醒了,满怀希望却落空的感觉,是最绝望的。
他曾不止一次遇到过骗子。
最远的一次,有人打来电话,说石家庄有人抱养了一个男孩,双手是断掌,右耳后面有一块烫伤的疤痕,说话是南方口音,只要去石家庄,便带他去见孩子。
对方说得太详细了,一定是真见过儿子。闫智勇高兴坏了,拉上冯梅赶往石家庄,由于太激动,手机忘在了出租车上。
等他们到了石家庄之后,对方却迟迟不露面,一直问他们,住在哪家酒店,闫智勇提出,想听听孩子的声音,对方支支吾吾绕圈子,最后撂下一句,“给我账号里打一万块钱”。
他清楚,这个人多半是骗子,“如果真有这么个孩子,能见一见他,听一下声音,给五万十万我都是愿意的”。
这些年,闫智勇也有过几次充满希望的时刻。
一次是2003年,闫乙人丢失后不到一年时间,深圳市草埔、布心、清水河、龙岗一带,有十多个孩子相继被拐卖。这些孩子和闫乙人一样,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父母亲忙于生计,孩子在市场、超市门口等人流密集处被人抱走。
那一年,深圳成立“9·09”深圳草埔特大儿童拐卖案专案组,2003年10月20日,案子告破,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频繁在草埔、泥岗一带作案,利用一个8岁儿童引诱街边孩子回家,然后带着被拐孩子乘坐长途客车前往潮阳或揭阳。一个孩子从拐带到出手卖掉,历时3天不到。
这次打拐行动,前后解救了18名被拐儿童,遗憾的是,里面没有闫乙人。
闫智勇有些想不通,相近的时间、相近的地点、相似的作案手法,为什么别人的孩子能找回来,自己的孩子却找不到呢?
另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是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家重视打拐案,罗湖区打拐办专案组的梁警官为闫乙人的案子重新立案,并提取了闫智勇夫妇的DNA入库。
闫智勇寄希望于“高科技”,巴望着,现在科技发达了,孩子如果有一天也提取了DNA,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希望一一落空,他想不到别的法子,唯一能做的,是不离开,守在原地。
“孩子是四岁多才丢的,和两三岁的小孩不一样,会有记忆”。
他常常想起小时候自己教乙人,如果走丢了,就站在原地,爸爸妈妈会回来找你,现在反过来了,自己守在原地,等着孩子回来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