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学生自我疗愈

　　如果不是身处当下，小林的讲述我未必能完全理解。但住了一晚，我已经能感同身受。不过，我又想，支教生活固然是艰苦而寂寞的，可是对于抑郁症初愈者来说，说不定相对比较简单的环境，正适合疗愈呢！

　　当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抑郁症患者在康复中，既不能承受太大的压力以至于病情复发，又不能脱离集体，离群索居，毕竟彻底康复的标志是全面回归社会。小林大学毕业后，避开喧嚣的都市和复杂的职场关系，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可以说获得了一个难得的休养生息之机，但个人价值和自我肯定又如何实现？

　　这个疑问，在小林的课堂上我得出了答案。

　　上午，我听了小林一节课，看她和孩子们互动。孩子们对她是欢迎、认可的，也许是知道再过一个月她就要离开，好些孩子表现出对她深深的依恋。小林知道，在这最后的时日，她要做的是如何恰当地和孩子们告别。她和孩子们都需要克服这种情感上的依赖，需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时刻。

　　处理好别离，就是找到彼此内心的安全感，这对小林同样如此。课堂上，小林和孩子们共同做了一个游戏：将未来的时间换算成秒，算出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然后，小林拿出时钟，问孩子们：“有什么事物或者人会永远存在吗？”

　　小林告诉孩子们：“无论现在黑板上的数字有多大，它都会滴滴答答地溜走。我们除了珍惜，将它过得更精彩，别无办法。”

　　在一篇给孩子们的文章里，小林写道：“不论未来在哪里，我的心里都会挂念着你们。希望有一天，你们出现困难不知所措需要求助的时候，林老师出现在你们的脑海里。我离开，并非因为我不爱你们了，是因为林老师需要去做更重要的自己，培育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来日才可以真正成为你们心目中的超级英雄……”

　　孩子们也用文字表达了他们眷恋。在一个周记本上，我看到一个孩子写着：“老师，你来了，我考了55分，你没来，我考了3分。老师，你不要走，你在这，我一定一定会考得88分。”

　　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小林上课。我注意到旁边有一个孩子，孤零零坐在一张课桌前，没有书包，没有课本，但听得很专注。

　　下课后，我问小林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话题由此开始。

　　这个孩子叫小淇。在他3岁时，因为贫困，他的妈妈逃离了家庭，从此杳无音信。有一次上课，他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不是因为勤奋好学，而是因为淘气——他在课堂上竟然翻起了跟头！

　　还有一次，课间，他被马蜂蜇了，脸肿得老高。我对他说：“让你妈妈帮你热敷一下。”他回答：“我没有妈妈！”我这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他家几乎就是家徒四壁，爸爸常年在外打零工，勉强维持他和姐姐的生活。一次家访，聊起他的妈妈，他爸爸在我面前忍不住哭了:“谁有钱就跟谁跑，家里一分钱存款没有，讨不了媳妇的。”对三十来岁的农村男人来说，媳妇跑了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尽管淘气，但小淇本性善良，家里再穷也不偷不抢。他从来没有好好学习过，上课凭心情来决定是否捣乱，一有空就去山上抓蜈蚣卖，挣几个零花钱。我发现这个孩子已经无法从学习上获得成就感，意识到他所需要的养分不是分数。我能做的只是教会他如何做一个自食其力、堂堂正正的人。

　　像小淇这样让我头疼的孩子不只一个。有的因为营养不良，有的因为家庭支离破碎，有的因为有不被理解的疾病……

　　小龙是我在周记里写过的孩子。他个子很高，眼睛亮亮的，看上去很精神。但到学校的第一周，搭班老师就善意地提醒我：“这个孩子智力有些问题，学不会的，离他远一些就好。”

　　我偶尔会找不同程度的问题提问小龙，想测试他的智力程度。他的字写得方方正正，作业都能按时完成，每次作文也都写得认认真真，可一到单元检测，他从没超过20分。

　　最开始，小龙会趁同学们不注意，把他们的书包、衣服画得乱七八糟，有时还会攻击其他同学。我悄悄代替小龙向同学们道歉，希望懂事乖巧的孩子们照顾他、帮助他。

　　一天，小龙突然想起很久前同学间一个小纠纷，就在班上大闹起来。他挥舞着笔，就像挥舞利器，不分青红皂白乱扎一气。小淇的肩头上就被笔扎出几个红色的小圆点，来找我告状。那天，我说了小龙几句，他偷偷藏在保安室背后的墙角处，我和班里同学把整个学校翻遍了都没有找到他。又一天，我听说他中午跑到公路上，躺着想要自杀。他说他要逃离这里。

　　第一次家访，我告诉家长，孩子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建议他们有空带孩子到南宁专科医院做一下检查。小龙爸爸因为这个事情和妈妈吵得不可开交，他一直在外地打工，不相信他的宝贝儿子会有任何问题。

　　寒假期间，我得知小龙妈妈还是带孩子做了检查。医生说，孩子得了注意力缺陷障碍和多动症，开始做药物治疗，每个月费用要一千多块。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妈妈去村里的幼儿园上班，听说最近在准备保育员资格考试。

　　新学期，小龙服了精神类的药，总是没精打采。每天晚上我都会收到他妈妈的信息：孩子在学校乖吗？孩子进教室了吗？……他妈妈希望孩子有任何异常，我都能第一时间和她联系。

　　后来，小龙的病情一直不稳定，我得知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他停药了。我意识到，在农村，像抑郁症、注意力缺陷障碍这类疾病，会被当成鬼附身一样不被理解，小龙的妈妈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也难以找人求助。我便和另一位支教老师通过社会途径帮小龙找到资助人，使他能够恢复治疗。现在小龙的病情基本得到控制，情绪也稍微稳定一些，即便再复发，也可以很快自我调节和恢复。

　　这样的家访我进行过多次，在和村民的接触中，我感受到被接纳，逐渐摆脱了孤独。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闭塞的环境里落伍，每天晚上我购买网课充电学习，也以此打发寂寞和漫漫长夜。

　　渐渐地，我的学生语文成绩平均分，从最开始的21.56分、0人优秀，提高到目前的61.98分，10余人优秀。有孩子在班级树洞里写纸条告诉我：“林老师，我过去是一个只能考16分，连‘笨蛋’都不会写的笨蛋，现在我考86分，上台领奖状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笑话我是笨蛋了，谢谢你。”

　　融入环境和生活中，我不断发现学校和社区的缺失，便把我认为最美好的三个事物——阅读、诗歌、电影带给孩子们。在爱心人士的捐赠下，我们建起了班级图书角，做了阅读联赛。我们参与诗歌课程设计，一年四季给孩子们上诗歌课。孩子们的作品在网上获得了700多元的打赏，诗歌课程还被搬到了网络平台，全国有超过100所学校的孩子正在上我们的诗歌课。

　　我喜欢看电影，便发起了“乡村影院”项目。我希望村里人也能和城市人一样，有一个叫做“电影院”的去处。我的想法是：通过放电影的方式主动和社区居民接触，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潜移默化影响家长的教育观念，为孩子们打开通往世界大门的一扇窗，期待成为乡村社区文化的引领者。我还借助其他公益机构力量，为孩子们上“性健康教育课程”“一扇窗计划iPad进课堂”“日慈心灵魔法学院课程”……

　　阳光照进万物缝隙

　　听到这里，我打断了小林的叙述，她提到的“乡村影院”项目引起我很大兴趣。以小林一己之力，如何操作这样的电影项目？怎么引进电影？在哪里放映？

　　小林告诉我，通过机构项目基金申请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她购买了音响、幕布、投影仪、板凳，又精心挑选了适合亲子共看的电影，围绕社会、励志、历史、教育、亲情等题材，从正规渠道下载电影，一到周末，便去村里的空地上放映。

　　我让小林带我去放映点看看。上午放学后，她带我来到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