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乙方已为四年级学生，具备充分的理财能力，在二年级的《零用钱协议》的基础上，双方达成补充协议……”10月10日，一位律师母亲和10岁儿子，成了一份协议里的甲方乙方。五年间，母子俩共签了四份协议。

　　“做了多年的律师，看过太多缺乏法制观念和契约意识的例子，希望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规则这种东西。”孩子的母亲吕远霞说。

　　吕远霞的做法给孩子带来了一些影响：和借钱的同学签协议，在外用餐保留小票“作为食物中毒以后维权的证据”，把母亲派给他的活“外包”给他人赚差价，看判决书写“观后感”……

　　儿子主动提出签协议

　　10月10日，身为广东东莞一家律所合伙人的律师吕远霞和10岁的儿子小明（化名）签订了一份协议。在这份《零用钱补充协议书》中，母亲吕远霞是甲方，儿子小明是乙方，双方约定甲方每月10日向乙方发放零用钱20元。

　　协议为乙方获得零用钱设置了一些条件，比如当月零投诉，包括家长、学校、亲戚等人的投诉，投诉一次减扣1元。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零花钱具体的使用范围，超出5元的金额使用需告知甲方。而乙方单科成绩排前三，可以额外奖励10元。

　　此外，协议还特别规定了发生争议时如何处理：应友好协商，如无法协商，提交上一级长辈决定处理。与一般的协议一样，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并摁了手印。据小明介绍，由他保管的那份被他压在了写字板下面。

　　这份零花钱补充协议，是小明主动提出要签的。小明告诉记者，起因是“钱不够花”。

　　签订这份协议的过程有些波折。10月10日，吕远霞将新的协议打印好交到小明手里，小明一看，却大呼不对——他认为，新的补充协议比二年级版的协议还要严格，不愿签字，并称“还是用二年级的版本好一点”。

　　母亲故意“使诈”被识破

　　实际上，这并非母子俩第一次签订协议。记者注意到，补充协议和之前的协议相比，约定发放的零花钱金额并没有增加，依然为20元，而乙方获得零花钱的条件增加到了4条。不过，补充协议中，额外获得零花钱的渠道也相应增加。

　　吕远霞告诉小明，协议在之后还可以另行商定，如果表现得好，父母在给予零花钱的时候会考虑给更多，在以后的家庭会议里三分之二人表决通过的话，还可以加到一百元。小明这才同意签字。

　　在这个过程中，小明问吕远霞，为何甲方签字下方的日期是10月19日。吕远霞一听，有些欣慰，她有意耍的一个“花样”被小明看出来了。她向小明解释，协议约定每月10日发零花钱，如果两个人签字的时间都在10月10日，那么当天她就要给钱，而如果她的签字时间在10月19日，那么她只用下个月再给钱。

　　吕远霞告诉记者，她想教育孩子两点，一是签字之前一定要仔细地阅读文本，第二是协议里每一个细节的不同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利益。

　　五年签了四份协议

　　最早的一份协议签订于2013年，那一年，小明5岁，还在上幼儿园。

　　据吕远霞回忆，小明当时非常调皮，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想到小明当时迷上了《爱探险的朵拉》和《熊出没》两部动画片，她心生一计。吕远霞告诉小明，如果想看电视就要答应她提出的一些条件。“他问什么条件，我就把准备好的协议读给他听。”

　　他们就签下了第一份协议。记者注意到，协议中，周六看《爱探险的朵拉》和《熊出没》被定义为甲方（小民妈妈）给予的“优厚福利”，如果乙方（小明）未按规定完成作业、冲凉后没有自己叠衣服或是在幼儿园没有遵规守纪，将被取消这一“福利”。

　　2015年9月，随着小明开始上小学，他和吕远霞之间签订了第二份协议。记者注意到，与之前的协议不同的是，新增了“晚上看书学习可以奖励”等和学习有关的规定。在满足条文上载明的要求后，小明将被奖励数量不等的“星星”，如果违规则将被扣除“星星”，每周达到一百颗星星后，可以“满足一个愿望或者获得一份神秘礼物”。

　　几份协议的文本越来越长。2016年11月的一天，二年级的小明向家里人“吐槽”，不能只是拿“星星”得神秘礼物，还希望拥有零花钱，于是双方就签订了《零用钱协议书》。和以往不同，小明对这次的协议提出了不少看法，在具体金额上，小明说15到20元钱都行，于是最终定为20元，此外小明还主动提出，如果学习成绩优秀，能否额外奖励零花钱，于是最终新增了一条“可根据乙方在学校表现给予额外奖励，如果表现一直优异每月零花钱不低于50元”。

　　孩子与同学签了借款协议

　　在吕远霞看来，她的这种教育方式在生活细节上给小明带来了影响。“他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会盯住产品保质期，因为我和他说过，售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要赔十倍赔偿。”吕远霞介绍。

　　小明还将签协议的做法带到了学校。小明告诉记者，自己和同学曾签过一次协议，“签字确认”，对方向他借了10元，协议里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不过，同学的这笔钱至今没有还给他，而他也把这份协议搞丢了。

　　据吕远霞回忆，寒暑假时她还会喊小明来律所“实习”，有一年，她向小明许诺，整理一个档案就支付5元钱的“实习工资”。没想到，小明转头让前台文员帮忙，并表示向前台文员支付3块钱。回忆起儿子的举动，吕远霞语气里有些自豪：“他就是这样，有自己的想法，很有个性”。

　　在压岁钱问题上，小明也有自己的想法。到了小明小学二年级那年春节，小明不同意将压岁钱交给父母，向吕远霞提出，这是他的个人财产，不能没收。“那你在我家吃住，也要缴纳一定的生活费啊？”吕远霞反问。没想到，小明回答“把我生出来就必须养我”，并称这是父母的抚养义务。最终吕远霞开了一张银行卡专门存压岁钱，并计划等孩子成年后交给他。

　　吕远霞还回忆说，2017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她带小明去餐馆吃晚饭，结完账后小明将小票拿过来，揣进口袋。这个举动引起了吕远霞的注意。没想到，小明在询问之下竟解释，“如果发生食物中毒，这张小票里写了菜谱和就餐时间，是证据。”

　　律师母亲：

　　让儿子明白做人做事要讲规则

　　“希望我儿子这代人都能真正理解什么是法治。”吕远霞表示，做了多年的律师，自己看过太多缺乏法制观念和契约意识的例子，很多人不讲规则，面对白纸黑字的合同也不愿意承认。

　　她告诉记者，和孩子签订协议只是其中一种教育的手段。“如果是严肃地写一个协议，应该约定有效的期限是多久，不过协议里没有写进去，因为我们相处得挺融洽，要修改的话可以立即商定。”

　　吕远霞表示，这么做是希望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规则这种东西”。她希望孩子明白，如果按照约定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如果他违反了约定，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0岁儿子：

　　协议里应增加“给妈妈的任务”

　　此外，小明还到他妈妈的律所看判决书并写了“观后感”。其中一起案件中，原告在别人建到一半的房子里捡纸皮箱摔成重伤，法院判建房者承担三成赔偿责任。

　　小明认为，法院的判决“有点不对”，并列出了“建房子的人完全不知道有人进来”等理由。此外，他还在观后感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法律跟我理解有点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认为的，法律不一定认为，有时候我们不认为的，法律也不一定不认为。”

　　而对于最近签订的这份《零用钱补充协议》，小明似乎还有些不满意。“明明少了很多（零花钱）！”他说。“少了很多还要和你妈妈签？”记者反问。

　　“这个要改。”他这样回答并告诉记者，自己后来也想过在协议里加一些“给妈妈的任务”，如果没有完成也要惩罚，比如晚上九点前没回家的话就要交5元钱，“上次签的时候没想到。”被问及协议里有许多条条框框，会不会觉得妈妈“管太宽”，小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小时候最初签订的几份协议已经失效不作数了。

　　“那你觉得和妈妈签的这个协议，会像大人之间签的协议那样真实有效吗？”面对记者的问题，小明回答说：“肯定有效，签了之后才给钱。”

　　教育专家：

　　避免让协议成为简单的“条件交换”

　　独立儿童工作顾问杨海宇认为，约法三章、用规则来约束孩子是很好的尝试，有助于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但是签订协议应该是平等的，而且签订合同需要有民事行为能力，不能和养育的过程简单等同。

　　杨海宇认为，应该尽量避免让协议的签订成为简单的“条件交换”。

　　“如果过于看中契约，孩子可能会更习惯条件交换，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很多时候是没有条件的。比如互助、相互之间的支持，还有文化习俗等。”

　　杨海宇表示，完全的条件交换在社会上很难行得通，社会的运作规则并不完全只靠一纸合同，长此以往和他人的关系会不太好处。

　　此外，他还认为，家长结合自己的职业特点，穷尽各种手段教育孩子，这种意识非常好，而且不管是否用协议，在家庭中建立规则都很有必要。不过，他同时指出，设置规则时尽量避免物质激励，比如可以承诺提高孩子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在家庭决策中加重孩子的权重，让孩子有成就感，以此作为一种激励。

　　教育学者、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表示，这只是各种教育方式的一种。“家长和孩子达成契约，这种做法在国外的家庭中并不少见。而且校规其实就是一种契约，只不过没有让孩子签约而已。”

　　熊丙奇也认为，这种做法将各种奖惩规定通过契约的方式确定下来，有助于培养孩子遵守契约、遵守承诺的意识。他特别强调，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应当注意规则要清楚、程序要分明、承诺要兑现，否则会有反作用。（记者 祝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