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坚持下去。”闫霞说，“江源河流监测站点少，相关水文数据长期空白。而每多一次采样，多一次分析，就能填补江源径流泥沙数据的一份空白。”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长江科学院科考队员闫霞在科欠曲记录测量数据（8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4000米、4500米、5000米，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闫霞忍受着高原反应，一直坚持完成了18个观测点涉及干支流12条河流的测量和采样，描绘了江源大小河流的径流与河床地貌情况。她像男队员一样，携带着众多仪器设备爬上爬下，成为大家眼中的“女汉子”。

　　“对女队员而言，江源科考最大的挑战不是高反，而是上厕所。”闫霞介绍，江源天气格外干燥，野外没有厕所，她只能选择“当骆驼”，白天不敢喝水，忍受一路干渴。

　　闫霞对记者说，持续多年科考江源，除了一点点积累河流的基本资料外，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人们保护江源的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江源生态环境和河流管理保护工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这激励我们科研工作者不断去研究，提出适应性保护策略。”

　　“泥巴博士”的梦想

　　孙宝洋是长江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博士，也是科考队唯一的“90后”。第一次参加江源科考的他主要研究冻融对江源土壤可蚀性的影响机制。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长江科学院科考队员孙宝洋在聂恰曲采集水生植物（8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土壤侵蚀的研究主要是和泥巴打交道。”孙宝洋说。江源科考机会来之不易，每到一个采样点都要紧张有序地进行土壤原位测试和样品采集，每个样点要采集2到4个土样，“采样是个体力活，不仅要爬高爬下，还要用锤子将土钻打进30厘米的土层里。经常取完一个样品就头昏眼花。”

　　植被生态调查也是此次江源科考的重要内容之一。孙宝洋也会协助同事做好植被样方调查，详细记录样方内的植物组成、植株高度、物种多度、分盖度和总盖度等指标，还要调查土壤类型、干扰程度、坡度和坡向等生境指标。“小小的1米×1米草地样方常常要统计一两个小时，蹲的时间久了，站都站不起来。”孙宝洋说。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长江科学院科考队员孙宝洋在牙哥峡取土样（8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江源风光旖旎，但又十分脆弱。高原土壤形成时间异常漫长，一般是平原地区的数十甚至数百倍。”孙宝洋说，“通过和同事的调查发现，目前，江源地区植被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但局部地区仍有沙化趋势。”

　　孙宝洋说，地表植被一旦被破坏，表层的土壤就会裸露，土壤侵蚀将加剧，生态系统也会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孙宝洋就读博士期间主要从事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的研究，对生态系统退化后的景象深有感触。

　　“近些年，长江科学院连续数次对江源的科考已经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也较为全面地掌握了江源地区以水生态系统为主的生态环境变化规律及趋势。本次科考我不仅对江源有了初步了解，还感受到了科考前辈们攻坚克难的科学态度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孙宝洋说，让江源永葆生机和活力，是研究江源的水利科技工作者的梦想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