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丰提家中留存的矿石，沉甸甸的。任德志/摄

　　伤疤

　　赤土山地面积一万两千多公顷，占了全乡总面积的一大半，素有“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地少人多、靠山吃山，钨矿和黄金成了当地人改善生活的希冀，却也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我们这批人，既不适应乡村，也不适应城市。”今年50岁的朱英华在南康钨矿出生、长大，他的外公外婆和父亲都是矿厂的职工。上世纪90年代，朱英华高中毕业后赶上招工，成了南康钨矿招聘的最后一批职工，“那时钨矿质量、数量都大不如从前，厂子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没过几年，朱英华离开钨矿外出务工。他辗转去过广东、福建等地，但因为学历不高，大部分时间只能在纸箱厂、汽配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打些零工。

　　“南康最有钱的大多是赤土人，做着最苦力工作的也大多是赤土人。”流传在赣南地区的这句话，是采矿淘金时代后赤土人的两种真实写照，只是前者数量稀少，后者却人数众多。

　　70后和80后两代人，是赤土乡最“特殊”的两代人。“他们小的时候正赶上采矿、淘金热潮，为了稍微改善家里的生活，很多人没上几年学就上山挖矿了。”赤土乡副乡长吴金青说，等到了钨矿、金矿枯竭时，这批人正好三四十岁，“既没文化也没技术，还背着一家老小的生活压力”。

　　上世纪90年代，南康区的家具产业开始发展，如今已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吴金青等人做过调查，家具行业里大大小小的老板，来自赤土乡的是最少的，“他们错过了行业起步的时机，许多人只能干家具搬运工这样的体力活”。

　　自然对人们的报复远没有结束。开展整治前，赤土河周边居民患结石病的概率高于其他地区，“每年征兵体检，总有年轻人因为肝肾功能不合格不能圆军人梦；流域内育龄妇女怀孕难，而且流产率明显偏高。”这让本就是赤土人的乡党委书记蓝永清很痛心：“野蛮开采造成的并非只是阵痛，还是多年都难以消退的伤疤。虽然现在赤土河的水质已大大改善，但对环境和村民造成的伤害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修复。”

　　2019年，在外漂泊20多年的朱英华回到南康钨矿的所在地，养起了蜜蜂。“我家多年前就迁到了这里，却没有一分土地。矿厂没了，我相当于是个‘黑户’。”朱英华嘴里开着玩笑，表情却有些苦涩——像不少过去的钨矿职工一样，多年来，他对生活一直都感到很迷茫。

饶丰提展示曾经的挖矿工具。任德志/摄

　　关停

　　曾小辉头戴一顶草帽，敏捷地穿梭在大片的脐橙园。他是赤土乡小有名气的“土专家”——只要看一眼树叶，就能把眼前那棵脐橙树的状态判断得八九不离十。

　　17年前，从部队退伍的曾小辉回到三村，第一个在荒山上种起了脐橙树。习惯了在矿洞、河沙里讨生活的村民像是遇到了稀罕事，“整个赤土乡，多少年没见人种树了！”

　　那是2003年前后，曾经像潮水般涌到赤土乡的采矿工和淘金客，又如潮水一样退去。但对当地人来说，所剩无几的矿藏依然是他们要死死拽住的稻草。当时，一些私人老板承包矿山，将大型机械开上山，一时间又带起了一波采矿的小热潮。

　　这也成了赤土乡钨矿开采最后的疯狂。

　　2005年，赤土乡政府决心治理赤土河。“停电、严管炸药、严惩私自炸山行为……办法想了很多。”罗亨平参与了多次整治行动，“效果都不好”。

　　作为土生土长的赤土人，罗亨平知道，要改善环境，最根本的是彻底禁止采矿。“可矿山附近绝大多数村民靠此养家糊口，禁止采矿，就是断了他们的生计。”

　　拉锯战整整持续了10年。到2015年，根据南康区的摸排数据，赤土乡还有2个钨矿，3家冶炼厂，35台摇床，283个采矿点，19台采矿设备，4个采石场，26个非法沙场。

　　同年，南康区委、区政府抽调公安、环保、水利、林业、矿管等十多个部门支援赤土乡，与乡村干部组成了一百多人的专项整治队伍，发动当地群众、民工数百人，开始对维系30多年的采矿业进行整治。

　　罗亨平也被抽调参与整治行动，“主要就是给村民做思想工作。”那几个月，罗亨平都是每天一早就出发上山，中午吃点自备的干粮，一直到天黑才下山。

　　“刚开始所有人都有怨言。”在外务工数年的饶小明那时候刚好返回了三村，“一旦停止开采，有人花大价钱买来的挖矿器械只能当废铁出售。而且对新地组许多村民来说，挖矿一直是唯一的生活来源。”

　　“钨矿总有一天会被挖空”，上山走访时，罗亨平说得最多的是这句话，最终说服赤土人的也是这句话——这是所有人心知肚明却始终不愿面对的事实。“挖矿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这份责任，我们应该承担。”坐在叔叔饶丰提家门前，饶小明闷声闷气地说。

　　拆草棚、拆木屋，关闭非法采矿点、冶炼厂，销毁机床、压石机等设备……经过4个多月的拉网式整治，赤土乡的采矿业终于落下了帷幕。

　　同时，南康区还出台了《赤土河流域环境维护长效管理办法》，每年投入30万元资金，建立了一支20人组成的巡查执法队伍，还在当地聘请了10名专职巡查员，对各矿山、河道进行常态化巡查，发现非法采矿行为立即制止。

　　2017年，赣州市成为我国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赤土乡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工作也由此开启。

　　如今，走在新地组的村路上，还能见到路边人工挖凿的山洞，洞口已长满了杂草；偶尔也有未完全拆除的屋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遇到下大雨的时候，还有山体向下流淌着泥浆。

　　曾经被人捧上天的“黑金”，最终只给这片土地留下了这样的印记。

　　钨矿开采被彻底禁止时，曾小辉的脐橙园已发展得颇有规模。每到秋冬时节，连片的金黄色挂果都是三村的一景。

　　凭着在部队里养成的勤劳、踏实的作风，再加上热心肠的性格，曾小辉当选为三村村支部书记。砸了旧饭碗的村民，不少都从曾小辉手里接过了自己的第一株脐橙苗，试着端起了新饭碗。

　　新生

　　与饶丰提的妻子赖华秀一样，钟小花也是因矿结缘嫁到三村的外乡人。她和丈夫曾在矿山务工7年，“采矿是能挣钱，但越到后来，村里环境越差，最后就连刚洗的衣服都不敢晒到屋外——全是灰。”

　　2012年，因为矿源枯竭外出打工的钟小花回到红桃岭，种下了第一批400株脐橙。8年时间过去，她的脐橙园已扩大到1000株果树，去年收了两万多斤果子，毛收入达6万余元。“不比在外面打工挣得少，时间自由还能照顾家里。”

　　由于山地资源丰富，脐橙产业已成了红桃岭组的支柱，组上500多村民有一半都留在家中侍弄脐橙树。

　　不过，从“黑金”产业到“金黄”产业的路并非一帆风顺。几年前，赤土乡多个村子的脐橙园遭受黄龙病肆虐，仅在三村，就有三分之二的患病树被砍伐或被隔离。

　　脐橙减产、品质下降，再加上传统销售渠道遇到的阻力增大，那几年，眼看有了盼头的村民又遭到了沉重的经济打击。

　　曾小辉急得不行。在南康区和赤土乡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三村请来农林专家不定期为村民开展脐橙种植技术培训，采用更科学合理的方式种植脐橙树。另一方面，三村两委为村里的脐橙统一设计了包装纸箱，利用短视频平台、朋友圈等多种渠道销售脐橙。说起即将到来的收获季，钟小花言语里满是期待，“今年长势不愁，销路不愁，就等着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三村，脐橙种植面积约900亩，一年脐橙产量约45万公斤，销售额约300万元。举目四望，曾经只能看到人的山地上，已重新盖满了植被。在稳固发展脐橙产业的同时，三村还引入了原产自湖南炎陵的黄桃，力争打造出又一个品牌水果。

　　“过去挖矿淘金是‘靠山吃山’，现在发展产业还是‘靠山吃山’，但吃法不一样啦！”不再淘金后，胡朝中担任了杏花村主任，在他的带领下，村里通过流转村民土地发展了脐橙、大棚蔬菜、油茶、葡萄、药材、小龙虾等产业。为了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杏花村还成立了电商服务站。

　　江西省委副书记、赣州市委书记李炳军指出，要像重视脱贫攻坚一样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压倒性位置。赤土乡的改变，是近年来赣州市践行“两山”理论，协调处理“吃山”与“护绿”之间的矛盾、谋求绿色发展的缩影。赣州素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的美誉，但过去长期无序开发造成了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和流域污染。如何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保障相应区域人们的生活，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相比于同村的红桃岭，新地组显得颇为冷清。采矿被彻底禁止后，新地空气清新了，河水清澈了，但由于缺乏种植果树的自然条件，饶丰提又重拾了祖辈们的谋生方式——种植水稻。

　　“这样的土地留不住年轻人，也养不活年轻人，新地的未来该怎么办？”饶小明说，最多的时候，全组300多人中只有30人留守在家里。他的困惑，也是许多与新地情形相似地方人们的困惑。

　　“也许可以发展养殖业。”“黑户”朱英华早已把新地当成了自己的家乡。他听父辈们说过，上世纪50年代，在赤土河源头的山间溪流中，曾有娃娃鱼的存在。虽然这一说法已难以考证，“但如果新地适合做养殖业，就能解决缺少土地无法发展的难题”。

　　“黑金时代”过后，赤土乡该如何寻求下一步发展，很多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已经成为所有人最基本的共识。

　　“那些是采矿时期留存下来的废料，现在相关企业正在进行处理，最后做成建筑用料运出山外。”望着远处轰鸣声不断的废料处理厂，吴金青感叹道，“采矿可以在一夜之间挖走整座山的植被，但要让一切恢复如初，却可能要几代人的努力。”

请扫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