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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重庆“棒棒”的精神力量

//www.auribault.com 2014-05-25 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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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坪汽车站，一名哑巴“棒棒”接到一单生意，但因为路程短，主人伸出一个指头，表示只支付1元钱，但“棒棒”仍然显得十分高兴。东方IC 供图

　　在重庆，“棒棒”和美女、火锅店一样随处可见。这座山城坡陡难行，“棒棒”们靠着扁担和麻绳，扛起货物，穿梭在大街小巷，为人们提供了方便。这个群体数量庞大，按照本地媒体与西南大学几位教授的调查显示，这个群体的数量大约在40万左右，年龄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不等，是重庆市进城务工农民从事人数最多的工种之一。

　　“棒棒”们大多抱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来到这座城市。靠着一根扁担，一双肩膀，他们穿街走巷，爬坡上坎，在肩挑背磨中创造自己的生活。

　　4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考察时，面对万州港码头的“棒棒”们，盛赞推动中国发展需要这种负重前行、爬坡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的“棒棒精神”。

　　山城“棒棒军”，有韧性，有坚守，有困惑，也有梦想。他们逐渐成为重庆特有的“文化名片”，也是劳动者精神的现实体现。

“逃之夭夭”当“棒棒”

　　“棒棒”不仅有了公司，而且公司居然设在了寸土寸金的重庆繁华路段。

　　记者15日上午来到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二路的重庆棒棒军服务有限公司。由于总经理刘晓萧在外省和客户进行商业运作，经理刘刚接待了记者。

　　短短半个小时采访中，刘刚至少接了15个电话。这些电话全都涉及搬家业务，不仅包括主城区，还包括远郊区县。刘刚告诉记者，这还不算什么，棒棒军公司的业务还延伸到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

　　“说起公司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刘晓萧的努力。”刘刚说。

　　刘刚向记者介绍，公司老总刘晓萧，在重庆“棒棒”界中被称为“刘司令”，他也是创办棒棒军公司的第一人。

　　今年50岁的刘晓萧出生在四川自贡，父母弟兄七口人曾挤在三间茅草房里生活。15岁初中毕业后辍学， 25岁才开始自学西南师范大学(现已并入西南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就差最后一门课程没考时，刘晓萧又辍学了。因为招惹上了地痞，加上家里没钱打点，只好“逃之夭夭”来到重庆。

　　1992年的初春，冷得刺骨。本说是去上海打工，可正值春运高峰，排了几天几夜的队都没买到票，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怎么办？

　　一根竹棒，两节绳子，一身蛮力——刘晓萧便用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在重庆开始谋生了。

　　记者电话采访了刘晓萧。谈及初当“棒棒”时的内心挣扎，刘晓萧说：“你看家里过得这么苦，能有什么想法？先养活自己和家人吧！”但他强调，就是从当“棒棒”的那天起，他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梦想：办公司，挣大钱！

　　1994年，刘晓萧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文章《我的名字叫棒棒》在重庆当地的一家报纸上发表。很快，刘晓萧成了“棒棒”里的名人。

　　后来中央电视台跟踪拍摄刘晓萧，跟他一起回家。发现刘晓萧的家一如既往地穷，茅草房，母亲正在田埂上扯猪草。记者对他说，你有理想，也想改变，但你没做到。

　　刘晓萧一下子嚎啕大哭。

　　在跟一个皮鞋匠、一个猪倌、一个县长朋友借来钱，并拉拢了几个合伙人总共筹了5万元后，山城棒棒军服务公司于1998年9月18日正式成立。开业那天，许多当地的名演员，如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中“梅老坎”的扮演者庞祖云来到现场，分文不取充当了代言人。加之众多媒体关注，“棒棒军公司”一夜之间红遍重庆大街小巷。

　　如今，刘晓萧旗下有固定员工50多人，车10辆，一年的营业额约600万元，纯利也有100多万元。

　　在“棒棒”们眼中，这位“棒棒军司令”无疑用亲身经历，书写了自己的励志人生，也影响着更多的“棒棒”靠勤劳双手自力更生。

　　“最大的愿望就是供娃儿读大学”

　　在刘刚向记者介绍情况时，棒棒军公司的“棒棒”张佰江来到公司冲账。此时，公司得到了一笔业务，从主城运货到綦江。当问了价格得知可以收入100元后，张佰江连连说“要去，要去”。

　　今年50岁的张佰江来自重庆市长寿区新市镇，来到重庆主城区已经有10多年了。老婆也在主城区打工，帮人卖米线。他说：“我的收入不高，每月只有2000多元。”

　　张佰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的房租费100元，吃至少500元，这还不包括烟、酒等。他老婆的收入比他还要低。

　　“光是娃儿每年用在读书的费用就在6000元。” 张佰江说。张佰江的孩子现在读小学五年级，先前的学校被拆了，小学生只好到十几二十几公里外的县城读书，并且不得不租房。

　　张佰江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供娃儿读上大学，并且买上房子。“人家都买上了新房，我为什么不能买？” 张佰江对在这个城市过上更好的生活充满期待，并且正在努力地步步实现这个美好期待。

山城独有的社会群体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名官员这样向记者表示，他一直比较关注重庆的社会文化，包括“棒棒”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棒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好地体现了重庆的“码头文化”。大家一提到“棒棒军”，自然就能想到重庆，这已成为具有标志性的重庆地域文化。

　　有人这样评价重庆“棒棒”：凭借一根棒棒谋求全家生活，这是一种地位不高但是极有骨气的生存方式，是那些憨厚老实的农民兄弟不甘贫穷的一种积极态度。

　　早在2005年，重庆几家媒体联合发布了“重庆十大名片评选”活动。结果出炉后，“棒棒军”落选“十大名片”引发争议和不满。

　　不少市民认为，这些大多从农村来到都市里的“棒棒”们，作为顽强乐观、吃苦耐劳的社会群体，已经成为山城独有的精神力量。祖辈、父辈身上凝聚的负重前行的精神，也理应在整个社会中传承和发扬。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一代、二代“棒棒军”因年龄退出这个行业，“后继无人”的窘境已经开始显现。年轻的一代农民工，无人愿涉足该行业。这其间有多种原因，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其中最大的障碍。

　　重庆大学教授曾国平呼吁，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棒棒军”等搬运工人以市民待遇，在生活、工作和居住环境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体现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

　　采访中，张佰江刚跑完一趟业务，正坐在路边想歇口气，又接了个货主的电话，这次是要把约50公斤的行李从菜园坝火车站送到中铁快运托运大厅，约50米的距离，价格为5块钱。

　　“我和货主是熟人了，干我们这行，靠的也是诚信。”说完，张佰江扛起他的棒棒，喊一声“走起”，向目的地健步走去。（中工网记者李国实习生李娜）

编辑：徐连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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