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多少人学外语是为了真正地而不是一知半解地读懂别人的经典(及其背后的历史语境)?

　　1934年,鲁迅致信陶亢德,回应他关于是否该学日语的问题。从信上看,鲁迅的建议基于他本人认为学习“外语”的目的:为了阅读经典,不是一知半解,而是真正读懂。因为深知“精通”不易,鲁迅建议陶学一门“西语”；他认为,相对日本而言,欧洲有更多更重要的经典；既然学好这些语言都要花大工夫,那么不如花在一门欧洲语言上。

　　鲁迅的“外语观”,在二十世纪中国,其实一直比较主流。即使在由政治主导的1950年代的英语转俄语,以及后来的俄语转英语过程中,学习这些语言的人们,对自己最大的要求除了能听能说,更是要能读“原著”,并且要能读懂读好。学好外语是学好文史哲的一种延伸,好的翻译家同时就是好的学问家。

　　改革开放之初上大学读英语专业,那时,鲁迅的“外语观”仍然主流。我们的老师,英语水平比较高,教书特别负责任,集体钻研教学法,一门心思为学生着想。记得三年级时,系里给我们的“口语课”配了两位英国老师,British　Council的,专门教“外国人”英语。可是,几堂课过后,我们集体去见系主任,要求换成中国老师。原因是,货真价实的老外,却让我们感觉什么都没学到；我们是成年人,无法接受让我们像孩子似地说废话。我们很多人的目标,仍然是要看懂英语文学经典“原著”。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尤其进入90年代以后,鲁迅的“外语观”及其实践似乎被迅速边缘化。

　　跟过去三十多年里什么都“转型”一样,学外语(尤其是英语)在中国出现了从小众(专业化)向大众化的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学英语。学的人多了,民间就有“高手”出现,比如近年来网络上的志愿翻译者,很多字幕翻得准确到位,有水平(尽管翻译的不再是西方经典而是大众文化产品)。相对而言,有些在书店里看到的西方理论书籍的翻译,却经常读来不知所云。

　　同样相对而言,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居然常常听到美国精英们感叹美国人不爱学外语,不了解世界,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确实,与世界很多其它地区相比,美国大众“学外语”的热情一般不高；哪些外语热门往往随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至于其它文化的经典,除了大学人文学科教授,基本无人问津。

　　当然,美国是移民国家,不少新移民会说一门“外语”(尽管他们的后代往往只会说不识字,属于该语言的文盲)。因此,精英们的感叹姑且听之。更何况,当今中国人的英语究竟学得怎样?是简单一桩学外语的事吗?

　　首先,鲁迅关于读懂经典的“外语观”早已“转型”,被外语工具化的功能主义所代替。学外语似乎越来越与学问意义上的文史哲无关(与文史哲本身贬值性的“转型”直接有关)。

　　其次,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英语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资本。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出现了各种学英语的“奇观”:从为低幼儿开办的各类英语班,到中小学生的各类英语辅导班,到大学生的各种英语考级,再到大学生为出国把大量时间花在准备托福或GRE考试上,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英语补习班；外加研究生,无论什么专业,都要考外语(英语为主)；还有教授升职,无论什么专业,都必须出国(主要去美国)“访学”一年。总之,英语成为升学、升职称、找工作的工具,同时便给大大小小的“聪明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商机。

　　“疯狂英语”,“淘金”之路。一门语言在一个近14亿人口的国度里如此演绎,不知后人会如何书写。与此同时,在美国这厢,绝大多数人却似乎理所当然地以为,世界上人们说的都应该是英语。在大学院校里,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往往会反映在对中国学生英语能力差的抱怨上。

　　要问什么是“后殖民”文化现象,估计这可以算一种。

　　最近国内有朋友问,中国人有必要强调学英语吗?很难想象比现在更强调的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今英语的教和学,与市场和利益关系过于紧密,相应产生出各种扭曲:认识上的,行为上的,“产业链”上的和政策上的,以及这些扭曲的循环往复。故,问题不应该是要还是不要,而是如何进一步普及,既要降低学英语的成本,又不以“英语论英雄”,以免导致其成为少数人索取利益和欺名盗世的资本。

　　最后,尽管学英语的“交换价值”掩盖了学习外语的基本的“使用价值”,还是应该问:语言本身究竟学得怎样?鲁迅的那封只有200多字的信里,两次提到“力气”二字:真正学好一门语言是需要花力气的。如今,有多少人学外语如鲁迅所说,为了真正地而不是一知半解地读懂别人的经典。（钟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