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长在上海，家境富裕，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后来投笔从戎，还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整整5年半；他研究的是西方哲学，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领导职务，但繁重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与他的哲思互不冲突。熟悉汝信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奇才，行事游刃有余，研究融会贯通，“什么都难不倒他”。

　　自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无论研究什么，不管写到哪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汝信治学的指南。2004年，他被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还参与编写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百次审议会议中，他每次都有所建议。“在他的身上，我们年轻一代看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修养和执著。”该工程办公室的几位青年工作人员这样认为。

　　◎“战争的考验，让我后来可以坦然面对一切起伏和荣辱”

　　说起上海地下党的那段岁月，汝信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时光。“其实，当时在上海，有许多大学生都怀抱理想，投身学生运动，纷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只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汝信所说的这些学生地下党员中有很多人成为各个领域的青年才俊，改革开放后又大多成为各行业的领导干部或学术领军人物。汝信则成为哲学名人。

　　在党的外围组织读书联谊会中，汝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入党后又从秘密渠道阅读了来自解放区的各类读物，包括毛泽东的著作。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里，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解放大军开进上海，这位圣约翰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对新中国充满憧憬，先是参加护厂护校，后又参与社会调查；当大军南下急需干部时，他又意气风发地入伍，可部队尚未开拔，便接到命令，赴朝参战。“我们连冬装都来不及换，就匆匆登车北上，在车站临时停车时才下车换装。”回想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汝信感受到的是人生车轮急速飞转，“真是党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汝信的英语水平很快就派上了用场，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转入司令部当英语翻译，每天面对一拨拨俘虏，他要甄别身份，搜集情报，一介文弱书生迅速锻炼成勇敢的战士。在炮火硝烟中穿行，天天由这个坑道跃进那个坑道，他经历了从第二次战役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的全过程，不但当过翻译，还在作战处、情报处任参谋，做过王必成将军的秘书，司令部的各类工作几乎都轮了个遍。“炸弹就在身旁爆炸，有的战友牺牲了，但我的意志更坚定了，这就是战争的考验，让我后来可以坦然面对一切起伏和荣辱。”

　　在汝信的经历中有许多学术探索都是时代促成的，凭着他的勤奋和领悟，又结出了累累硕果。在上海读书时，因为要阅读社会主义理论，他开始自修俄文，奔赴朝鲜战场途中，经过沈阳的国际书店，他买了本俄文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从此，这本书成为他提高俄文阅读水平的基础教材。战斗之余不忘学习，躺在坑道里仍在捧读，不仅让他回国后写出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述，还曾临时上阵，当起了俄文翻译。

　　从朝鲜战场回到祖国，他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在院部工作。1956年随团赴苏联考察，没料到原定的翻译缺席，全团只有他对俄文还略知一二，就被大家推举为临时翻译。“我的口语那时还不行，结果洋相不断，一次，苏联专家说集体宿舍，我怎么也听不懂，他就画了间房子，里面还有床，我一下就明白了。”这个故事在汝信的口中是玩笑，但却说明，在实践中学习，在工作中积累，是汝信学术思想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