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宝印与姜昆同台演出。

　　“东山挖煤，西山采矿”

　　坐在我对面的崔哥，有着诸多家产，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北京人的自信，以及美籍华人的骄傲，如今风光无限。“虽然我一把岁数，但从不低调。”崔哥戴着彩色墨镜，穿花衬衫，绿色西装，站在人群之中十分惹眼。即使是每一次出场做脱口秀，他也毫不掩饰地单手指天。他告诉我，这是“第一，NO.1的意思”。

　　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这句话放在崔哥身上再合适不过。

　　最无奈和寂寞的时候，无非是刚到加拿大。那天夜里，1点半，坐了两个半小时的长途车，宗教学留学生崔宝印到了学校附近的车站。在路人的指导下，他打了一辆出租车，目的地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黑人司机沿途开着收音机，放着当地特色的音乐，崔宝印说彼时“异国他乡”的情味格外深刻。

　　在一处海鲜酒家前，崔宝印下了车。已经是凌晨了，他忍不住朝着黑漆漆的楼群喊了起来：“有人吗？有中国人吗？”喊了十分钟，终于一扇窗户打开，探出了个头。

　　空中传来的，是广东腔调的咒骂，“但我还是高兴地听完了。”

　　这一夜注定无眠，崔宝印拉着两个笨重的行李箱在寂静的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突然他看到一个行李箱，上面打着十字绷带，“很显然这是中国人的行李箱。那时候一点关于中国的信息都足以让我兴奋。”

　　十字绷带行李箱的主人是当地留学生会的会长，经他引荐，崔宝印在一所公寓客厅的地板上睡了一夜，代价是6加元。“没有床，只有一块地方，我就拿出几件衣服垫着，没脱衣服睡下了。”

　　那段日子实在难熬，以至于崔宝印至今难忘，“后来的日子没那么困难，留下的记忆反而淡了。”

　　整日以泡面充饥，用两支牙刷冒充筷子的日子随着开学的临近结束了，但接下来的问题反而更严峻：当初为了出国，才申请的宗教学专业，但崔宝印对这个学科并不了解。尤其是每天要学习梵语、日语和拉丁文，让他难以承受。最终他选择了逃离，并写信给学校，退回了全部奖学金。

　　辍学的崔宝印循着他的梦想，一路来到了多伦多市中心。在一张报纸的角落里，他偶然看到了电影公司招聘群众演员的启事。“反正也没的干，随便一条路都比在这等死强。”拿着招聘的报纸，崔宝印连夜坐车赶到了片场。巧合的是，当时正有戏份，群众演员需要扮演酒吧的顾客，假装喝酒，工资是每小时5加元。“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视，没想到以后真的结下了缘分。”

　　三天后，导演问群众演员崔宝印是否会说英语。“这个我在行啊！我就试着说了句台词：‘抢银行！谁也别动！’”就这样，崔宝印的工资提到了17加元每小时。然而不久，电影杀青了，演职人员回美国纽约了。

　　“走！”当崔宝印得知公司的地址后，背上行李就奔向美国纽约——1989年初，他终于如愿以偿。

　　这半年的所有经历，北京的家里一无所知。所有的书信都是报喜不报忧，提前二十多天预约的越洋电话也只是寒暄和流泪，一定和尴尬的现状无关。

　　“在出国前，我没想过出国之后要干什么，我只能不断寻找。个中滋味，也只有我自己去享受或承担。”东山挖煤、西山采矿一般，崔宝印同样干过很多零碎的活儿，在农场喂马、推销吸尘器、卖盒饭……几乎和他的专业没有关系，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自己。

　　与此同时，崔宝印一直没有放弃做翻译，同时埋下了人生的另一个伏笔。

　　还是在纽约，崔宝印“参观资本主义国家的虚荣和纸醉金迷”时，遇见了正在寻找随团翻译的中国女排运动员郎平。临时赶场救火一般，崔宝印匆匆上阵，没有工钱，只能管饭，却给了他接触翻译领域的机会。此后，崔宝印相继为比尔·盖茨、波音公司总裁、星巴克总裁做过同声传译。

　　2002年，中国首次从美国波音公司购买了767飞机，当时的新闻发布会就是由他来翻译的。现场，美国记者问中方，为什么买波音公司的飞机，而不买法国“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北美崔哥随口插了句话：“有飞机，谁坐客车呀！”没想到台下笑成一片。

　　最辉煌的是微软的全球股东大会上，崔宝印8分钟的脱口秀得到一万美金的酬劳。上台后，崔宝印拿着一个窗户框说：“这是什么？这是Window。比尔·盖茨把这么一家大公司命名为Window，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谁愿意在没有窗户的世界活着？”全场一开始鸦雀无声，比尔·盖茨第一个站起来，全场跟着站起来鼓掌，掌声不停。下场后，主办方给了他一个信封。崔宝印到厕所一数：足足一万美金！也是那一次，他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他表演的节目，叫脱口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