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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人”严歌苓（图）

//www.auribault.com 2014-09-28 来源：燕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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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大陆声名鹊起

　　2006年，陈凯歌在美国宣传电影《无极》时，读了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印象深刻。当时陈凯歌已经开始筹划电影《梅兰芳》，他给严歌苓发

　　出邀请，希望她来担任编剧。之前陈凯歌买过严歌苓小说《白蛇》的版权，本想把它拍成电影，但一直没能实现。

　　《无极》在业界遭遇诟病，陈凯歌对下一部电影的创作压力非常大。找来严歌苓，多少有点要“打翻身仗”的意思。对于这个合作机会，两个人都不想错过。

　　然而，尽管早在1997年就和陈冲合作电影《天浴》，并以七项金马奖的成绩大获成功，但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却并不丰富。陈凯歌给了严歌苓一页纸，是一份人物传记电影清单：《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

　　初次合作，两个人在讨论时都很注意照顾对方的情绪。发生矛盾时，陈凯歌就会说，“歌苓，咱们再分头想想，明天争取出个方案。”结果第一稿写出来，陈凯歌并不满意。“你这完全是好莱坞的路子，我要的是中国的剧本。”

　　写了几十年中国文字的严歌苓，不得不继续往“中国的剧本”的方向上靠。让她庆幸的是，陈凯歌很善于挖掘编剧身上的长处。严歌苓也承认，“跟陈凯歌合作完，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写戏的。”

　　创作《梅兰芳》期间，严歌苓随丈夫搬到台北生活。这让严歌苓每一两个月就可以回一次大陆。原本长期生活在海外，对于“写中国”已经不那么自信的严歌苓，重新找回了信心，用中文写当下中国的欲望也一发不可收。

　　2009年，《梅兰芳》下线不久，张艺谋就找到了严歌苓，想把她的《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这部中篇小说是严歌苓在2005年创作的，第二年就把电影版权卖了出去。机缘巧合，小说被推荐给了张艺谋，张读完后，又辗转把电影版权从别人手里买了回来。

　　张艺谋说，这是他二十年来碰到的最好剧本。当时他刚结束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工作，着急让严歌苓把小说改写成英文版。为了请好莱坞明星来演故事中的神甫，这个角色的戏份被加重，其他角色的设置也做了调整。严歌苓用一个多月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金陵十三钗》拍摄期间，严歌苓除了参与电影的编剧，还把这部中篇小说改写成了长篇。并在电影上映之前出版，三个月销了十万本。

　　尽管《金陵十三钗》的反响不如预期，但张严组合还是为其赢得了市场和眼球。

　　2014年5月，张艺谋的新作《归来》在国内公映，电影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张最终只截取了小说的结尾。

　　《归来》在上映的首日拿下了3000万票房，创下中国文艺电影的最高首日票房纪录。

　　这部片子把严歌苓自己也看哭了。“我觉得张艺谋不是再像拍大片那样了，而是把一个故事用最应该有的形式去呈现，没有杂念。”

　　以边缘地位自豪

　　严歌苓戏称自己是“文学游牧民族”的一员。1992年，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后，严歌苓就开始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随着劳伦斯工作地点的变动，严歌苓也跟着丈夫满世界旅居。

　　每次回中国，如果陈冲也在，两人定要见上一面。有一次严歌苓到北京为新书做宣传，刚在家坐下没几分钟，就给陈冲打电话，“我是特地来见你一面的。”原本两人都住在美国旧金山，见面本也方便。但不断出走的严歌苓，即使对于“闺蜜”陈冲，也变得“行踪不定”。

　　有人说摸不准严歌苓行踪，就像摸不准她的脾气一样。当年，谁也不会想到20岁的严歌苓，一个漂亮的文艺兵小姑娘，居然会申请去做战地记者。

　　1970年，严歌苓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20岁那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战争来得突然，记者不够用，严歌苓向上级申请记者工作，到了野战医院包扎所，居然得到了批准。

　　挎着五四手枪，严歌苓揣着特邀记者证，还有一张可上任何一班赴滇列车的特别通行证，出发了。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挺英勇的。但到了包扎所，才发现英勇的感觉是以别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换来的。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年轻军人从前线被抬下来，病房躺不下，躺在医院的走廊里，甚至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都躺得满满的，到处都是血腥气，很多战士的肢体都被当时一种挂在树枝上的雷炸掉了（那种雷不大，叫胶壳压阀雷）。

　　从野战医院回到成都，严歌苓写了几篇报告文学和小诗，有两篇在军区的报纸上发表了。过了一阵严歌苓又去那个医院，许多伤员已经做了截肢手术，个别的已经牺牲了。第二次回到成都，严歌苓感到一点英勇气概都没了。

　　那次的出走经历给了严歌苓极大的震撼，让她看到了文艺兵之外的世界。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严歌苓陷入了失眠症的困扰。她睁着空洞的眼睛，整夜睡不着觉，最久连续失眠三十几天。如果有人问起来，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后来严歌苓被诊断为患有躁狂性忧郁症。直到2001年，严歌苓在美国碰到了一个大夫，给了她一种药，治疗了几个疗程，失眠症才最终消失。“失眠好了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在写大部头小说，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再到《陆犯焉识》，几乎每年一部二三十万字的长篇。我觉得失眠是一种病，我现在创作力大迸发也是一种病，不过我宁可得后面这种病。”

　　后面这种病给严歌苓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工作，更少的私人时间。严歌苓说，每次回国，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相比之下，遥远的美国、非洲、欧洲，反倒成了清静的写作圣地。在国外“出世”一段时间，再回中国“入世”。

　　严歌苓坦言，这样的生活，让她始终无法摆脱“寄居者”的心态。“在国外生活20多年，我一直是寄居者的心态；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也是个边缘人。因为我缺席了太多年，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我会有找不到位置的感觉。”

　　然而，即使有一个机会做“当局者”，严歌苓还是会拒绝。“审视和反思一种文化，赏析或批评一种社会状态、生活状态，不被这个社会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卷进去，最好是拉开距离，身处边缘。我一直以边缘人自诩，以边缘地位自豪。”严歌苓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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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