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樯口述 我眼中的萧红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触萧红的作品。那时只是对她文学作品的认知，零零星星对她的身世有了一定了解。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拍她的传记片。

　　萧红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你越走近她的时候，你发现她离你越远；当你觉得她很远的时候，似乎那种亲近的感情又产生了。萧红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作家，我叫她“源头性作家”，之前没有这样的作家，之后也没有这样的。她的原创性在某种程度上比张爱玲还高，她没有师承于谁，她是天地造化的一种文笔，更大刀阔斧，更印象主义，更现代。她认为文学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一定要遵循的东西。张爱玲还能看出受《红楼梦》这种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受弗洛伊德、毛姆的影响，还能看出她的师承，当然她是一个集大成者，但是她是有迹可循的。

　　很多作家的身世和作品是不能合二为一的，毕竟一个是虚构的东西，一个是真实的经历。但是萧红的作品跟她真实经历是重合的，她写的东西，也是她经历过的事情，在她的作品与人生之间的界限已经融合了。

　　《黄金时代》有一场戏，萧红在香港，弥留之际跟骆宾基的一段谈话，这当然不是萧红写的，是我写的，我托萧红之口说了一段话。她说：“骆宾基，我在想，我们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并没有人能知道我们的真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真相。若干年后我不知道我的那些作品还有没有人会翻开，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别人或者知道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全部，连他自己都只知道自己的一部分。我能感受到萧红的气场，但她有限的照片只是她某些瞬间的状态，很难代表她整个人所有的时间段。在萧红的人生里，爱情占了很大比重，这可能耗损了她很多东西，但同时也馈赠给她很多。我对萧红没有哀其不幸。让我觉得动感情的，是她很短寿，她经历了这么多，人生尽头写出《呼兰河传》，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已经赚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一生是和他的创作紧密相连的，长寿也罢，短寿也罢，贫瘠也罢，富有也罢，他经历的事情都是他写作必然的命题。

　　用实验的方法呈现萧红的“黄金时代”

　　记者：《黄金时代》的结构特别复杂，不是那种普通的人物传记式的平铺直叙，这一点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李樯：在写《黄金时代》之前，我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阅读和思考。《黄金时代》不是《乱世佳人》，也没有《乱世佳人》里面那些特别情节剧的东西。虽然萧红自身的绯闻轶事充满传奇性，但是当我沉浸到史料中，却发现她其实没什么故事，很多传奇是虚晃一枪，说穿了她就是跟那几个男人不合适。我的兴趣并不是说如何还原萧红，而是对于时空的一种探索，所以我用了解构的、实验性的方法来写一个经典的历史人物。传记片有没有别的写法？抛开平铺直叙生平履历式的东西，可不可以有新的东西？也可能不讨好，但我愿意去做与众不同的工作。

　　记者：您怎么理解“黄金时代”这四个字？

　　李樯：“黄金时代”这个词有波涛般的诗意，有点像“桃花源”。这个片名来自于萧红在1936年写给萧军的一封信。萧红当时人在日本，她说我现在有面包吃，有炉火可以去烤，但却是在时间的牢笼里面度过的，她说这真是我的黄金时代。其实她里边有一种反讽。可是她的确是生在那个时代，使她成就为萧红的也的确是她人生的某个黄金时代。我觉得，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都是在追求一个心中的圣地。

　　记者：《黄金时代》有一种方式，让演员跳出他扮演的角色对着镜头说话，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李樯：在你所身处的时代，你对历史的读解只能代表你主观的私人视角，而历史的全貌不会因为你是亲历者而一览无余地在你眼前呈现，你不可能成为历史的最正确和唯一的见证者。那对过往的时代呢，历史或历史人物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其实都是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包围的状态来看历史，有粉饰、有遮蔽，也有歪曲。

　　过去拍一个历史题材的东西，我们老是力争还原。后来我想，人和历史是不可复原的，你弄的细节再像、质感再像，那个时代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不一定。斩钉截铁的表达反而才是最不正确的。那在这个前提下，我就想，既然我写的时候很难，演员演的时候也很难，那倒不如把这种虚妄感排解出来，让演员在剧中扮演他所认为的那个人物的样子，同时也让演员从里面解脱出来，告诉观众演员是在扮演，把观众也带进人物去。他在正儿八经演的时候，观众知道是个故事片，而他突然对着镜头讲的时候，又像一个纪录片。我要让观众知道我们是在扮演这段历史，我们力争扮演得很像。就目前来说，可能很多人在以往的电影中是没有看到过这种方式的。

　　记者：《黄金时代》呈现了左翼作家群像，在您看来，除了左翼思想，这群作家是否有其他共性？

　　李樯：我觉得那时候人对共产主义信仰是特别敏感的，因为它憧憬了一幅人类最崭新、最美好的宏图。我如果出生在当时的话，可能也会是一个非常炙热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但这不足以使这群人就一定有相似性，比如说，萧红看似是一个左翼作家，结果走向了个人主义；丁玲看似个人主义，但走向了左翼。我认为他们的个性更迷人。

　　记者：有人说《黄金时代》是用商业片的方式去拍文艺片，您编剧的《致青春》票房也非常成功，您可以说打通了商业片和文艺片之间的屏障。

　　李樯：《黄金时代》本身没有一点商业心，它没有讨好观众，可是六千多万投进去，一定要让人家公司赚回来的。大家总说我写文艺片，其实我真的没有把它们当作文艺片去写。就是这样的故事让我感动，我就去写了。我没有把自己的剧本归为文艺片、商业片，我本身觉得这种划分很无聊，对什么素材感兴趣，我就会倾情而出。即使我写小说，我也想畅销。为什么一提畅销就一定和艺术发生分裂呢？莎士比亚在那个年代非常受欢迎。我们所热爱的那些电影大师，没有一个不想打进好莱坞。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既有文化、又很娱乐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