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右)于一九八七年出席《读书乐》创刊一百期座谈会，左为本文作者。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公众场合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的，当时我在《新民晚报》副刊部当编辑。王元化先生为“夜光杯”写过不少出色的短文，如《批旧愈深，爱新弥切》等，他写的文字情深意赅，每一篇仅千余字。因为喜欢王元化的文章，我就买了他的一些书，如上海古籍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文艺版的《文学沉思录》，还从贾植芳先生处借得王元化1952年出版的《向着真实》，并听贾植芳先生提到王元化在非常时期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胆略，对他十分钦佩。

　　1986年起，我独立执编“读书乐”专刊，便想向王元化先生约稿，他当时已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我单位的总编辑老束当年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曾是王元化的手下，我便以约稿为名，从老束那里获悉王元化寓所的电话与地址，先去电去信约稿，后又上门求教。

　　王元化当时住在吴兴路246弄3号10楼，我去拜访时，是王老的夫人张可女士开的门。张可是翻译家，也写点戏曲理论文章。她温和地一笑，站在她背后的王元化先生温文尔雅，戴一副银丝边眼镜，眼镜背后有一对很大很亮的眼睛，记得他当时已66岁了，额头上有明显的皱纹。他很亲切地招呼我在客厅坐下，我因为在“读书乐”上设了一个“乐在书中”的栏目，请各界知名人士谈读书经验，便把想约王元化先生撰稿的想法说了。

　　但王元化先生并没回应，只是说：“晚报新创办的‘读书乐’专刊很好。”他问了我一些情况，知道我并没大学文凭，是经自学考进晚报当记者的，便笑一笑说：“你的领导、晚报总编束纫秋也没有大学文凭。”他又说，自己虽在清华大学校园中长大，年轻时考入大夏大学，但读的却是经济专业，搞文学研究则是受了读书与社会实践的影响。

　　听他说到读书，我便问他喜欢读哪些书，哪几本书对他影响最大，王元化让我参观了他的小书斋：一个老式的书架上，有一套《皇清经解》的石印本，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选》，黑格尔与鲁迅的著作，《文心雕龙》的几个版本，以及诸子百家的小册子。

　　那天谈了十来分钟，并没有详细谈约稿的事，但我心里已很满足。一位市委宣传部长的家，与我见到过的复旦大学与华东师大一些教授家的书斋大致相同，布置很精致，书卷气很浓。1986年12月“读书乐”创刊50期，举办了各界知名人士与读者座谈会，王元化很佩服熊十力先生，他题字赠“读书乐”：“读书之要，我想集熊十力先生两句话供参考：‘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谨守阙疑，触处求解。’”给我很大鼓励。1987年“读书乐”举办创刊100期大型作者、读者座谈会，王元化亲临会场，并作了发言。

　　王元化说自己从小喜爱读书，大约是受清华大学这个环境所影响。他说，他一岁时就住在清华南园12号，当时清华的国学大师赵元任住1号，陈寅恪住2号，王国维住17号，这些著名学人热爱读书，并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为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读书的种子。他因为怀念那段清华校园的生活，便把自己上海寓所的书斋取名清园。他曾在“读书乐”创刊1000期（2006年）时为“读书乐”题字，署名不是王元化，而是清园。

　　王元化1955年离开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位置，后被安置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他说在这段时间内，他埋首潜心读书，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和《美学》，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并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沉下心来研究这本古典文论。他先后写了十几篇《文心雕龙柬释》的读书笔记，其中一篇交我刊发。

　　王元化先生说，他对鲁迅著作十分喜爱，鲁迅的书，是他的案头书，鲁迅是他精神上的导师，他曾写过一篇《鲁迅与尼采》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十分佩服。

　　正因为王元化热爱读书与坚持独立思考，所以他写的文章就不同凡响。他为“读书乐”写过一篇《一百元哲学》的短文，这个题目很让人费解，也很吸引人。他在文中列举了黑格尔讲一百元钱在一个人的钱袋中与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是有很大区别的。以此，他指出近年来在学术界，有人将客观存在与主观思维之间的界线抹去了。有的评论家对古代思想过度“救活”，并不尊重原著内容的客观性，而是加以想象与漫画化，也就是把思想中的一百元当作实在的一百元了，王元化对此作了批评。

　　而他另一篇为“读书乐”写的《走下神坛》，则对《论语》的一个优点作了详述。他说《论语》编者没有为尊者讳，书中有对孔子的讥嘲指责，都被忠实呈现。虽然编者十分崇拜和尊敬孔子，但孔子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必然有常人之失意，乃至感慨，他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的愤懑、感伤、发脾气都被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才显出孔子的真实。但后来《论语》的注释者却设法冲淡或掩盖孔子的某些缺点，起到了神化孔子的作用，进而达到了迷信孔子的地步。至明清，孔子已成完人，“乃是一种亵渎”。王元化的读书体会是“让孔子走下神坛”，对读古代圣贤之书，提出了要独立思考的倡议。（曹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