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描图和辅助线讲述壁画的构图，一目了然

　　体验印染工艺

　　这部电影从无到有，陈海涛和陈琦要战胜的东西不计其数。前期的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两年，他们进洞窟详细临摹，借助科技手段把壁画变成线描，分镜脚本易稿二十多次。陈海涛保存着一张两人的工作照：筹备期间他们工作室狭长的过道贴满数十张脚本图，两个人在草稿堆里显得很小。

　　他们想要追溯过往中国动画的艺术风格，却必须面对独自摸索的局面。“上学的时候，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采访老一辈动画电影制作人，采访《猴子捞月》《红军桥》《天书奇谭》那一代导演，每个人都向我传递了一种深深的伤感：中国动画电影的血脉在经济浪潮的拍打之下，断掉三十年。”

　　“我们几乎没有道路可循，想请教点什么都不知道该问谁。我们要面对巨大的负面能量、不确定性和自我怀疑。”陈海涛讲起做这两部动画的几年，说有几次很想跳楼，“就像李安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天天哭一样。做《降魔成道》，我对心魔最有体验，当你投入到巨大的庞杂的活动里，那种无力感和暗无天日的感觉，就是天天面对的心魔。”

　　痛苦的原因有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制作《降魔成道》的四年，他必须长期待在北京。“你和你的精神根系分开了。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我的根在敦煌，在那里日子过得很舒服，各种保障都很方便。但在敦煌，你没办法用数字化的手段和现代的技术来做电影。而人在北京，那种自我认同感就很弱。”为了做电影，陈海涛半年才能回一次敦煌。在这些黑色的日子里，他有一个最开心的瞬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从山上一路走，走到沙漠里，我和研究院的同事汇合了。真的太高兴了。”山上，是他们对敦煌的称呼。

　　制作团队一直在想，怎样让《降魔成道》承载今天的时代主题。“我们不断在看上海美影厂的片子。《九色鹿》诞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片中对诚信的呼唤，对人的价值的唤醒，表达了作者与当时的时代对话的愿望。”与时代对话，在作品中找到普适性的东西，是很早就种在陈海涛心里的艺术标准。“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动画专业，我们有机会选其他院系的课程，当时接受了一些戏剧的训练。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时候感触很深，剧作家从一个故事中生发出对恶的救赎、对自我的救赎。我觉得这是属于这个剧本的，更是属于每个人的人生命题。我们做动画的时候也希望能找到属于今天的普适性的价值。”

　　制作过程中与困难和心魔对抗的亲身经历，以及长时间的生活经验，让陈海涛和他的团队最终找到了思路：“《降魔成道》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怎么样去转换，认知、转换他的负面的能量，最终成为他自己。”

　　“讲自己不断对抗心魔，其实还是悟道不够。真的回到这个故事里，回到经文里，会发现释迦并没有殴打魔众，而是把投向自己的武器变成了花。化干戈为玉帛是一种更强大的能量，更大的智慧与包容。”陈海涛和他的团队花了很大的心力，描绘这样一个情景：一支刺入悉达多手心的长矛，化作一株美丽的忍冬。在他们看来，这是整座二五四窟的精神主旨：以坚忍、担当、慈悲和智慧来化解种种外部的、内心的尖锐冲突和负面能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降魔成道》是一部动画科教片，更是一座沟通的桥梁——攫取历史中的智慧与今天的困境对话。陈海涛很看重这一点，这好像是多年在敦煌工作烙印在他身上的痕迹：让自己的事业一边连着历史，一边连着今天，带着古老文明的精髓，给当代读者讲故事。

　　除了《舍身饲虎》《降魔成道》，关于二五四窟历史的动画也已经启动了。言谈之间，能看出陈海涛夫妇很重视观众的反馈，强调与公众的有效沟通。“研究是很漫长的过程，甚至会很迷茫，我们需要和观众互动，来激发自己的活跃度和力量感。”陈海涛说。

　　对他们而言，成就自我的方式，不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是走向更多的人。

　　敦煌文创：来自古代的祝福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塞，曾是商贸往来、文明交汇之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历史的变迁，敦煌成了大西北的偏僻之地，乃至与世隔绝。然而自莫高窟发现以来，一代代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不让敦煌与我们的生活失联。

　　20世纪50年代，常沙娜用来自莫高窟的图案元素和艺术营养，装饰了人民大会堂、首都剧场等等我们熟知的建筑。80年代，敦煌壁画的美妙的线条和色彩，化身为动画片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九色鹿”安详而高洁的仪态，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如果把时间的卷轴向新世纪展开，那么还有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欢欢”头上的火焰，那是来自敦煌的纹饰……

　　在陈海涛看来，作为历史文明的敦煌本身就拥有沟通公众的基因。“敦煌不是由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所推进和构建的，而是民间自发的，基于信仰、互利、商贸所建立的长达一千年的文化。”这方天地，因人与人、人与信仰的互动、交流和包容而存在，它要捕捉的，是人们眼神中闪烁的光。

　　那么在今天，应该怎样让敦煌文化走向公众呢？“以前我们比较重视宏大的、‘纪念碑性’的营造，而今天我们比较重视个体生活，以及怎样和世界更好地、更美地沟通，这是大的时代风气，我们也会去适应它。”陈海涛说。

　　2016年9月，敦煌研究院成立文化创意研究中心，陈海涛任副主任，主持工作。这是一个跨部门合作的新部室，目标是打造一套文创产品，让敦煌美学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陈琦作为美术组的一员加入，夫妇俩再次合作。

　　“现在我们一想到敦煌，都是很苍凉、很旧的感觉，其实敦煌作为丝路重镇是雍容华贵的，我们希望用创意把这种丰厚和富足变成生活美学。”陈海涛展示了一张图片——一只色彩鲜亮的口红。“敦煌的菩萨很多都有很美的唇色。我们结合敦煌的色彩和中国的色系，做了敦煌色系的口红。这一只叫‘红莲灰’。”他指着口红管顶部的图案说，“这是莫高窟著名的‘三兔藻井’。”类似的，他们还提取壁画人物眼部的色彩，开发了眼影。如此，敦煌便可以成为每个女孩脸上的颜色。

　　还有很多小物件，如《降魔成道》里的魔众公仔，飞天图案的茶具，敦煌纹饰的床品……已经在各种展览上收获赞誉。不过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敦煌文创名为“念念敦煌”，有一个很宏大的调子：“慈悲能承载，智慧能沟通，美能成就。”陈海涛说：“我们不想让文创产品仅仅是游客买回家送人、堆在角落的纪念品，或者即拆即扔的廉价商品。敦煌作为文化遗产，拥有远离一般商品产业链的独特价值。”

　　“体验”是敦煌文创的一个关键词。譬如把敦煌图案印在见证了丝路文明的羊毛与丝绸上，亲手制作敦煌图案的小饰品，了解和尝试把敦煌壁画制作成动画片的过程……所有的文创品都秉持两个原则：一是正解庄严，“我们不想Q化、矮化敦煌的文化价值，因为它涉及到人类几千年来的精神传统”；二是把敦煌的文化内核真正注入到产品之中，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到人们的生活里。

　　新的一年，更大的文创项目正在酝酿中：做品牌授权，和航空公司合作，在机场建立敦煌小艺术馆，用敦煌元素装饰国际航班，从飞机机身喷涂，到飞机内部的座椅、贩售的化妆品、旅行箱等等。这套构想甚至细致到了募捐系统：“历朝历代都有出资支持敦煌的供养人，我们也会在飞机的募捐系统中把乘客和敦煌的这一传统联系起来。”陈海涛表示。

　　“敦煌与商人、僧人、教徒的旅行密不可分，我们希望古人的旅行能给现代人带来祝福，让大家去探究知识，探寻更美好的生活。”陈海涛说，敦煌意味着祝福，这是所有文创设计的起点，“我们希望把敦煌最美、最温柔、最时尚的一面找出来，变成一种来自历史、来自艺术的祝福，送给每个人。”

　　未来，我们也许可以涂上敦煌的唇色，拉着敦煌图案的旅行箱，坐着“敦煌风”的飞机周游世界……这份宝贵的遗产，是过去留给我们的，并将随着时间的流逝，由我们交付给未来。就像值得皓首穷经的“敦煌学”研究一样，将历史耐心阐释，让文化融入生活，同样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继承。因为，这关乎如何让历史“活”下去。

　　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