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并不是南大的人，住在这院里，她的身份是赵瑞蕻先生的“家属”。“家属”有一意，是指没有工作的人，家庭妇女。杨先生常说起对家庭的看重。1953年高教部外派赵先生和她去东德教书，一家人已打点行装到了北京了，说是孩子不能带去，她便拒绝了。孩子是最重要的，这差不多是绝对命令。杨先生说这是家教，从母亲那儿来的。不仅如此，赵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是优先的，客厅里唯一的写字台就属于他。很难把“相夫教子”与《呼啸山庄》的译者联系起来，但杨先生总是笑说起她在家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她与赵先生之间的“志同道不合”。

　　她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有机会就要声明自己只是“教员”

　　当然，杨先生并非“家庭妇女”，倒不仅仅是从言谈举止上一望而知——事实上从大学毕业到退休之前，她一直是工作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有单位。把“工作”和“单位”分而论之大有必要：上世纪50年代初，杨先生的履历表里自说自话填的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她不知道照新社会身份的分类，根本没有这一说。她也不晓得她所习惯的“自由”已经成为一个可疑的字眼。

　　她以为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写实”的，因为那几年她不上班，呆在家里译书。不过她不上班的“自由”很快受到干扰，文联（杨先生在南京解放后加入了市文联）的小会上有人对她“不出来工作”表示不解，杨先生信奉的“孩子第一，四岁以前必须自己带”，不被认为是一个理由，在仍应算是和风细雨式的“帮助”中，倒被归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

　　杨先生后来就被“帮助”到单位去了。在水利学校教过中文，到文联下属的《雨花》杂志当过特约编辑，最后一站是南师大外文系。1980年就不干了，不是系里让退，是她自己辞职的。她的许多朋友同事都不明白她何以那么迫不及待：等定了职称再辞嘛。在高校，职称属“兹事体大”到近乎“唯此为大”的，而退休即令不是形同被单位抛弃，也是很让人失落的事，故还有“提退”一说，即以提职称为条件换得下岗。杨先生什么都不要，自己走人，想必给单位领导省了不少“做工作”的功夫，何况不是退休，是主动辞职。

　　尽管杨先生是西南联大出身，在高校工作多年，资格不可谓不老，却一直没职称，身份是很含混的“教员”，听上去似乎比讲师更等而下之。根据资历和作为《呼啸山庄》译者的名声，很多不知情者都想当然以为她必是教授，往往以教授相称，杨先生有机会就要声明她是“教员”，大有“以正视听”的味道。有次文联给她颁奖，介绍时领导说她是教授，轮到杨先生发表获奖感言，她头句话就是：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弄得领导很尴尬。自然的，很多人为杨先生抱不平，同时以为那样的纠正隐然有忿懑之意，甚至将她的辞职与对待遇的不满挂起钩来也说不定。但杨先生提起“教员”总是很平静，止于澄清误会，听不出什么怨愤的情绪。至于退休事，她似乎是求之不得的——对她而言，那是对“单位”成功的逃离。她主动辞职，最大的动因就是和“单位”拜拜。此处加上引号，盖因杨先生不仅是对某个具体的单位有特别的不满，凡属“单位”者，都让她觉得隔膜。

　　这和她的经历有关，她在“单位”里从来就是批判、甄别的对象，最宽松时也是被“帮助”“争取”的对象，在咖啡馆里喝着咖啡改作业被撞见也被举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证据，深文周纳寻绎她诗里的反动因子。她在“单位”几十年，舒心工作的时间没多少，被批、“靠边”的时候倒居多。是故在杨先生那里，“单位”是和一连串的不快以至屈辱绑定的，宁可敬而远之。

　　当然，也和她的性格有关。即使没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杨先生对“单位”也不是不感冒的，因“单位”之于她，都意味着拘束、限制。杨家三兄妹曾戏以“博爱，平等，自由”彼此定义，谓哥哥杨宪益得“博爱”，姐姐杨敏如追求的是“平等”，杨先生则要的是“自由”。这“自由”没什么抽象的，简单地解作个人的“自由自在”也没什么不可以。她18岁离开日本人占领下的天津那个让她苦闷的家，只身到昆明入西南联大读书，是争自由，希望自由自在地说话，随意安排生活，要的也是自由。

　　在“单位”里，杨先生仿佛动辄得咎，不独是后来，1948年她在国立编译馆干了一年，就因议论国民党的“勘乱”加上对上司的不敬被解聘了，其后到中英文化协会，更是一个月就走人。

　　她的客厅成了她最自在的地方，与朋友聊天是她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惯“单位”的人当中，有不少是不善与人相处，或人缘不佳的，这两项皆与杨先生无关。她是很愿意与人交流的，人缘则我想亦必是不差，否则就没法解释她的客厅里何以总是那么热闹。她的动辄得咎，多半是祸从口出。不能把杨先生归为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懂”就更说不上。杨先生有自己的立场，而且喜欢对人与事“随便”发发议论。在过去不可“随便”的年月，这一“随便”，事就来了。即使不干政治，对周围人事的议论也会有后果的，弄不好就得罪了什么人。

　　既然杨先生并不反感与他人的交流，且喜欢轻松随意的往还，她的客厅便成了她最自在的地方，与朋友熟人聊天无疑是她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猜想杨先生过去一定是喜欢串门的，只是年事已高，且久已不良于行，就有来无往，都是登门拜访的人了。杨先生的客厅于是也便越发的热闹。

　　我想我可以肯定地说，杨先生家的访客最多，她的客厅是二号新村大院里最热闹的地方。其他人不拘“陋室”还是“厅”，标举的都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类，杨先生这里没那么“雅”，似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采访的记者、邀稿的编辑、亲朋故旧（包括他们的后人）、串门邻居、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年龄跨度大，少长咸集，少者20许，长者80往上。

　　杨先生并非来者不拒，比如对媒体，就是有戒心的，因为不止一次，她发现登出来的文章或添油加醋，或张冠李戴，或用些花团锦簇不着调让人哭笑不得的句子，总之看了添堵。最让她畏惧的是那种“胸有成竹”的采访：来者早有预案，一连串问题，仿佛就等着你“填空”。而后找个标签，比如谈身世，来个“贵族”往上一贴，就算齐活。杨先生身上，早年即养成的教养在那儿，很少让人下不来台，心里则未尝不气恼：我出生时父亲就不在了，杨家走的是下坡路，哪来什么贵族?！我们兄妹都是要摆脱旧家庭的，贵族、贵族的，羡慕得不得了似的——又时髦了吗？最后则以“太可怕了！”或“可怕极了！”作结，这是杨先生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短语，用以表示对某些人与事的厌烦。

　　杨先生喜欢说往事，有时却又很烦被问这问那，这似乎有点矛盾。其实不然。不待你发问，她也会说起天津那个家里生活的种种，在中西女塾的日子，联大师友们的友情，等等。这些都是在她脑子里盘桓不去的，越到后来，那些画面越是鲜明生动，而且总是伴随着纷纷的细节，听她娓娓道来，真是如在眼前。同样的内容，有所图而问上门来的，她有时就搪塞敷衍，甚或说些不爱听的，以她的方式把人家给怼回去了。简单地说，杨先生乐于分享属于她的记忆，却不高兴被拿去做谈资，更不喜弄到媒体上被消费，那就不再是她的，变了味了。

　　是故杨先生最感自在的是聊天，回忆若纳入聊天的节奏，她就特有兴致。而聊的内容也不单是她的怀旧。像她这样岁数的老人，多半都是唱独角戏了，因为对外间事、他人事再无好奇心，她不。她说，也听人说。话题从国家大事、时政要闻到热播电视剧到里巷琐闻、各种八卦。她的访客常惊讶她有这么好的记性，也惊讶她知道那么多正在发生的事。不上网，不用微信，她的信息除了得自电视、报纸之外，一个重要来源即是客厅里源源不断的访客。既然她的访客“三教九流”，且什么年龄的都有，她又时或好奇发问，便很能跟得上趟，一些时新的说法也会从她口中蹦出来。比如不久前她跟我说起有人弄错了什么事，便笑道：“我这不是‘躺着中枪’吗？”

　　只要觉得仍然有“好玩”的人与事，她跟这个世界就“不隔”

　　足不出户而所知甚多，杨先生自己有时也不无得意。“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拿年龄说事儿，老年人有此感慨，顺理成章。杨先生常说到同辈甚至年轻一辈的谁谁不在了，也说到自己的时日无多，但你分明感到，她仍在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只要觉得仍然有“好玩”的人与事，她跟这个世界就“不隔”。而杨先生觉得“好玩”者，委实不少。前几天她还打电话过来，只为提醒我电视上正在播一场音乐会。“好听！”她告诉我哪个频道，之后就匆匆把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