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藏高原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

“探界者”钟扬

　　钟扬生前在西藏采样。复旦大学/供图

钟扬的遗像摆放在生前的办公室。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叶雨婷/摄

西藏大学的安置房中，一进门的架子上摆放着他出门采样使用的植物修剪器，以及剪刀、胶带、塑料袋等物品。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叶雨婷/摄

　　拟南芥，一种看起来细弱的草本植物，因为生长快、体型小、分布广、基因组小，常被植物学家比作“小白鼠”，是进行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全世界几乎有一半的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

　　在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的青藏高原，执着的钟扬发现了它，他把拟南芥栽种在自己位于西藏大学安置房的后院中，把它做成标本带回了复旦大学。

　　植物学家、科普达人、援藏干部、教育专家……哪一个身份都可以以一种完整的人生角色在他身上呈现，在生命的高度和广度上，他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边界，直到他生命戛然而止的那天……

　　“英雄”少年

　　“这是我所经历的1979年高考：全省录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级80%的同学是农村户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华和科大。”钟扬曾经这样回忆自己高考的经历，他就读的是如今鼎鼎大名的黄冈中学。

　　1977年，学校在大操场上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庆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4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前戴着大红花，像英雄一般。

　　钟扬也渴望成为那样的“英雄”。父亲是当地的招办主任，为了避嫌，父亲不让他以在读生身份提前参加高考，在与父亲赌气的同时，钟扬参加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考试，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就在钟扬差点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考上了！

　　这个15岁考入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少年，开始了他不安分的人生。

　　钟扬的母亲王彩艳回忆，钟扬在考上少年班以后就开始补习数学、物理，因为老师说他这两门考得不好。进入大学以后，钟扬一边忙着学生会宣传委员的事务，一边坚持每月往家里写信。

　　那时，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转向用计算机技术研究植物学问题。1984年，钟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工作，那时，他曾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

　　回忆起这段往事，钟扬的妻子——一直在植物学领域深耕的张晓艳也感叹：“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非常充足。”

　　和钟扬外向热情的性格相比，张晓艳就显得内向了许多。那时候，工作调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加上不愿和父母分居异地，张晓艳对于与钟扬的婚事一直犹豫不定。

　　一次，张晓艳在工作结束后回到武汉，钟扬在车站接她时突然开门见山地说，自己把证明开好了。

　　“什么证明？”张晓艳问。

　　“我们的结婚证明啊。”

　　“我还没同意呢，你怎么就把这个证明开了呢？”

　　“没有问题，大家都觉得可以了，到时间了。”

　　“于是我就这样有点‘被胁迫’地领了结婚证。”张晓艳笑说。

　　结婚没几年，33岁的钟扬就成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后来，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厉风行的年轻副局级干部干出一件让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放弃武汉的一切，去上海当一名高校教师。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经佐琴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当经佐琴愧疚地和钟扬沟通此事时，没想到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小屋。

　　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

　　为了供孩子上学，钟扬夫妻把唯一的房产卖了，如今的住所是岳父岳母的房子。这个小屋紧挨着一片工地，却住着钟扬一家四口和他的岳父岳母。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