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和扎西次仁（钟扬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学博士——记者注）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麴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科学队长

　　“生命诞生以来，从原核到真核，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海洋到陆地，简单与复杂并存，繁盛与灭绝交替，走向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乐章，其间洋溢着生命诞生与繁盛的欢颂，伴随着物种灭绝与衰落的悲怆。”

　　这是钟扬为2016年刚刚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馆（以下简称“自博馆”）参与写作的500多块图文展板之一，很少有人知道，这细腻而又富有文采的文字，竟出自这位看起来五大三粗的理工男之手。

　　如果说，“采种子”是钟扬的“主业”，那么科普则是他最爱的“副业”。

　　在自博馆建设期间，该馆图文项目负责人之一，自博馆研究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为寻找图文写作顾问“操碎了心”。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她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鲍其泂知道钟扬太忙了，因此想拜托他帮忙牵线或引荐一些专家。令她没想到的是，钟扬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没什么回报、时间紧的“烫手山芋”。

　　“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了，我们都会立刻和他预约时间，他总是爽快答应。”鲍其泂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从2001年起开始和上海科技馆合作，他使用过很多身份，有时是评审专家，有时是科学顾问，有时是科普活动主讲人，有时是标本捐赠人，有时甚至是供应商。他时不时会出现在科技馆或者自然博物馆的各个角落，每一次，都带着特定的任务过来。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赵佳媛是钟扬的学生，她见证了导师这些年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2003年～2017年，钟扬共撰写、翻译、审校了10本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这样的“网红书”。“《大流感》这本书，内容包罗万象，语言风格多变，钟老师对推敲文字乐在其中，他会忽然在吃饭时得意洋洋告诉大家他的译法，当然偶尔会被我们反驳，他也会欣然接受。”赵佳媛回忆。

　　对中小学生来说，钟扬可以称作“科学队长”了。他连续7年多次为全国中小学生义务进行形式多样的科普，任学校科学顾问。来自上海实验中学的朱薪宇就深受他的感染。

　　“当时去听教授讲座，一下子就被钟教授生动的演讲吸引住了，从此我就成了教授年龄最小的学生，并开始跟随他学习科学……听他的课，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在钟老师的指引下我慢慢爱上了科学。”朱薪宇说。

　　“做科学传播是件好事情，我当然支持啊！”在钟扬的鼓励下，朱薪宇和同学们在学校开设了“学与做科学社”。另外，钟扬还帮这个社团撰写舞台剧脚本，并利用零碎时间帮助同学们排练。

　　钟扬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做科普？赵佳媛认为，与其说科普，不如简单地说是他愿意教人。

　　“钟老师对‘批判性思维’念念不忘。他觉得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乃至思维教育非常重要，他还想着要把大学专业教材改成适合小朋友的音频故事，想着要为孩子们写一本科学故事书，想着去中学给科学社的孩子们上课，还想着开设更系统化的科学营……”赵佳媛说。

　　“接盘”导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现代生物科学导论，几乎可以算是全校体量最大的选修课。今年这门课的期末考试试卷上出现了这样一道题：“请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和你本人对钟扬教授先进事迹的学习，谈谈钟扬教授在青藏高原执着于此项事业的生物学意义。”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亚军和院里所有的老师一致决定在今年这门课的最后一节上播放钟扬的微电影《播种未来》，并在学期末的考试中加上这道题。他知道，这些学生本身，也是钟扬执着的事业之一。

　　“他是少有的敢收转导师学生的人，我想每个学生家庭都会感谢他。”杨亚军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卢大儒分管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目睹了不少钟扬在收学生时的“奇葩事”。

　　“我们每个人招研究生有一个数量限制，但是他招得特别多，后来我就去了解，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卢大儒说。

　　卢大儒发现，当学生和老师进行双向选择时，较差的学生，或者不太好调教的学生，老师不喜欢，就会‘流落街头’。还有学生跟导师相处以后有一些矛盾，提出转导师。这样，问题来了，谁来接盘？

　　这时，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总是负责解决最后的兜底问题。“他总说‘有问题我来’，这是他的一种责任与担当。他说以后在他的位置上，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位置必须要有这种担当。”

　　钟扬的“暖”是有目共睹的，这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爱上。他从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更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个性化的发展规划，不让一个人掉队。

　　钟扬曾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他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对吧，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

　　经佐琴回忆，曾经有一个学生，考了3年，钟扬每一年都答应收，但是一直没考上。有教授问他，总是考不上可能是说明他不适合做科研，就别答应人家了。但钟扬一脸纠结地说：“总不能断了别人的梦想啊。”

　　而当钟扬的工作重心转到西藏时，他承认，自己的招生名额渐渐倾向这所他心目中的“世界最高学府”。

　　钟扬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徐翌钦回忆道，实验室里有很多学生是钟老师从少数民族地区招进来的。“这些同学由于底子薄，知识基础与上海本地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刚开始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钟老师，钟老师总是鼓励他们报考自己的研究生，他说，‘读我的研究生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有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

　　于是，钟扬的学生就像古代的门客一样“各显神通”，有做科学研究的，有做科普的，有从事创新创业的。钟扬停不下来的点子和“脑洞”，就这样在他每个学生中生根发芽，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