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个职业有个特点，就是工作中偶尔会与年少时的偶像相遇，甚至还有采访他们的机会，比如，我就曾有幸采访过金庸先生。

　　2007年6月，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并与北大学子交流。大概由于年事已高，金庸先生说话有些不连贯，有时说一两个词就会停顿一下，而且会在词、句之间加上一些自己惯常用的语气词。这让我犯了难，我边记边想，回去之后怎么写报道。

　　然而等到整理笔记素材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只要照着笔记往电脑里敲字就行了，主、谓、宾、定、状、补，金庸先生的每一句话，听起来似乎不连贯，但落在文字上，根本不需要我重新组织语言。我平时也采访过不少学者大家，很多人在采访过程中说的话，还需要在写作时重新组织一下。而金庸先生的文字功底扎实了得，语言结构完整同时富有文采。我想，正因为这样的功底，先生才在办报、写小说、做学问上游刃有余。

　　让我服气的还有金庸先生那天的演讲内容，是关于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有理有据，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喜欢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但最喜欢的还是他写的《袁崇焕评传》，而听完他的演讲，我理解了先生的历史观因何而来。后来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先生说他真正喜欢的是做学问，写小说只是玩玩，这让我知道所谓厚积薄发的境界。在那之后，我常常拿这个举例子给我家小辈：“你们天天读金庸的小说，细节都能如数家珍，但金庸天天读的是历史和国学经典。读那些书才能创作出这么精彩的武侠小说。你们是不是该向金庸先生学习学习？”

　　我接触金庸先生时，他已过年八十，已不愿意就个人事宜接受采访，但听说我是跑教育的记者，还是表示愿意接受一个短采访，聊一两个感想。那时，他刚在剑桥大学完成硕士学位，特别喜欢谈学习的事。在剑桥，他发现了一些中国学生的问题。中国学生通常第一学年的成绩非常好，但到第二学年就会差一些，到第三、第四学年就会落后下来，究其原因，与中国学生只会拼记忆力、光知道背书有关。金庸先生说，现在的知识早已远离了靠记忆力的阶段，过去，什么东西不懂到图书馆查几本书就可以明白。现在，做学问的关键是要有所创新，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显然，中国学生在这方面还有些缺乏。彼时，是2007年，距今已有11年。而今天，创新正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受光明日报约请，金庸先生曾为光明日报《百城赋》专栏写下《香港赋》一文，并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期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金庸先生想多要几份报纸收藏，我受当时报社总编辑苟天林的委托，送报给正在北大访问的他。当时贵宾室内熙熙攘攘，想拜会先生的人太多，我本想交给他的助手就算完事大吉，谁料工作人员说，金庸先生想要亲自拿到报纸，让我耐心等候。轮到接待我时，金庸先生请我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礼貌地打开报纸，感谢光明日报，感谢我送来报纸，谦和而真诚。他还问了我的姓名，并用繁体字记在报纸上。相逢问问彼此的姓名，是件礼貌的事，我以为到此为止，孰料几个月后，报社收到金庸先生的来信，感谢赠他报纸，并专门写上我的名字，感谢我将报纸带给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套口袋本的金庸全集，我当时获得了一个7折购书的机会。记得折后价270余元，是当时半个月的工资，但我还是果断买下。那时，兴冲冲捧着一箱子书，打上当时北京最流行的“面的”赶回家的我，绝不会想到我会得以面见金庸先生，并从与他短暂接触的二三件小事中，感触良深，甚至影响我对做人、做学问，以及行走世界的态度。

　　这也让我想起几年来先后辞世的季羡林先生、余光中先生。他们生前，我都有幸采访过。季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一件小事。采访结束，95岁高龄的季先生对我说，我的腿不好，不能站起来送您了。至今想起这个细节，我都为先生的谦恭而感动。余光中先生则具备诗人独有的潇洒，他告诉我，他写一首诗，都要放在抽屉里几个月，反反复复地看，反反复复地改，因为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样的创作习惯，让我这个习惯于天天飞速写报道的人有些惭愧。余先生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有他在采访现场思考和生成答案的能力。我平日的采访中，很多人会用自己固有的见识和见解来回答我的提问，这种套用有时合适，有时却非常生硬，有时甚至答非所问。余光中先生却不是这样，遇到那些对他而言可能生僻的问题，他会思考一会儿，得出的答案不仅贴切，还会因为他的见识和境界不同于常人而很有启发性。

　　从采访金庸先生的点滴回忆开始，最后补充一点采访季、余两位先生的事，是想强调，像金庸先生、季羡林先生、余光中先生等老一辈人在做学问、在行走世界时那种让我们深深敬佩和着迷的品质：时时真诚、事事谦恭。我想，这正是他们成为一代文化大家的原因。

　　（本报记者 王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