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聊了很多，很快达成了创作共识。屈塬三四天就把词写出来了，而印青也很快为词作谱写下极富抒情性的旋律。

　　“那时候青藏公路已修通，付出了很大代价，‘平均一公里牺牲一个战士’， 后来飞机也通航了。人们一度认为修铁路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但内心却是无限渴望的。我的音乐就是想传递人民内心的那种渴望。”

　　《天路》在当年“八一”晚会首唱，此后广为传唱，尤其是在青藏铁路建筑工地上，更是无数次响起。

　　后来，印青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青藏铁路沿线工程的一名技术员写的，“他说自己和同伴们每天翻山越岭，在高原冻土间施工，每当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工棚，听到有人放这首歌，就会想到在西藏有个美丽姑娘在等待铁路修到她的家乡，精神一下子就轻松很多，觉得所有劳累都值得……”

　　印青创作了太多此类“政治抒情歌曲”，也总结出一套经验，“最重要的是真实，要认同歌曲所传递的理念、概念、观念，然后转化为情感。我会结合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写，只有这样才能贴近百姓心灵，而不是空洞地喊口号说教。”

　　创作于1997年的《走进新时代》同样如此，不仅契合了时代脉搏，也贴合普通百姓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首歌问世两年后，来自徐州的一位机械厂工人给印青写了一封信。当时正值“下岗潮”，他一家三口全部下岗，生活没了着落，情绪极其低落，偶然在电视里听到了《走进新时代》，一瞬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印青至今记得他字里行间流露的“绝望之中的希望”，“他说自己觉得特别振奋，这首歌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我们今后的生活是有希望的，而且一定会更好。’”

　　每一次看到这样的信件，印青都心绪难平、感慨不已，也更坚定了自己的创作，“音乐要充满感情，要生活化，更要对人的精神起到一定引领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印记。”

　　3. 音乐，在音乐之外

　　“所谓灵感，就是捕捉一个音乐形象、一段旋律，或是一个音乐动机。有了理性思考，动机很快就能找到。”

　　印青在上世纪80年代曾创建过一支电声乐队，这与他一贯的“军旅作曲家”人设似乎有些违和。“我们那支乐队叫北斗星，当年可是很火的！”他哈哈笑起来。

　　1984年底，“北斗星小乐队”在原浙江省军区诞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业余电声乐队。“成员有7个人，所以叫北斗星。我们这支乐队既有时尚流行的一面，也有军人阳刚热血的一面，可谓是军队特色的摇滚风，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血脉贲张。我们下部队演出，特别受欢迎。”

　　这段往事，勾勒了印青的另一个侧面。“美、民、通，大合唱，都写，比较多元化。”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形式，主要是看作品，适合什么风格，就写什么风格。”

　　成熟的创作基于一次次实践，也包括“纠偏”。《走向复兴》的创作，就让印青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首歌一开始是摇滚范儿，音乐小样出来以后，大家都说好，特牛，重金属、爵士范儿，特给力。”印青说着唱着，有节奏地比划起弹吉他的动作，富于军人气质的他突然仿若摇滚歌手，令人一惊。

　　“第一天兴奋，第二天高兴，但是到了第三天就觉得不对了。”印青停下手里的动作。他说，这首歌是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而作，要表达民族复兴的主题，“民族复兴是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如此厚重的历史和主题，如果用一首带有摇滚风的歌曲来表达，未必合适。”

　　经过慎重思考，印青改弦更张，重新谱了一版《走向复兴》，也就是现如今人们听到的版本，“进行曲风格，沉稳、大气、坚定，而不是张扬浮躁，这样更符合中华民族的性格，也与老百姓内心的情感契合。”

　　在印青看来，音乐创作首先要明确表达什么思想内涵，表达何种情感、价值理念，“这些想通了，捕捉音乐形象就相对容易了。”而除了技巧、观念、审美，音乐创作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性思考，“摇滚版《走向复兴》更多是情绪宣泄，当然也能让人热血沸腾，但不足以表达中华民族忍辱负重走向复兴的艰辛跋涉之路。经过理性思考，我最终找到了更合适的表达。”

　　经过这次创作，印青更加参透：好的音乐，其实在音乐之外，即音乐之外的思考，“所谓灵感，就是捕捉一个音乐形象、一段旋律，或是一个音乐动机。有了理性思考，动机很快就能找到。”

　　印青的作品大致都可归为“正能量作品”，风格正气凛然，却又贴近百姓。“音符就是一个工具，好的作品不是纯技术的东西，反而应该追求简洁，易于传唱。写得过于复杂，太过艺术化，就是单纯炫技了。”印青说。

　　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创作不是说水平有多高，技巧有多难，而是因为坚持了正确的创作方向，“很多人，今天追这个风，明天追那个风。我不追，就坚持民族风、有时代特色的民族风，但又不是老腔老调。”

　　4. 年纪越大越求简单

　　“年轻时写一个作品恨不得把所有技巧用进去。如今，更懂得如何做减法，就像张大千的山水、徐悲鸿的马，寥寥几笔，形神兼备。”

　　眼下，印青正在创作第六部歌剧《边城》。在此之前，印青为国家大剧院写过歌剧《运河谣》和《长征》。

　　“从杭州北上，到苏州，再到北京，运河一路北上，我的生活轨迹也是如此。我对运河文化非常了解。”印青在江南长大，又在军营生活多年，所以他的音乐给人刚柔并济之感，不恋小情小我，追求大情大我。

　　《运河谣》创作历时一年多，一度让印青殚精竭虑，上演后观众反响不错。不过印青自己最满意的还是歌剧《长征》，这部作品写了近两年时间。那段时间，除了写歌剧，他还有其他很多创作任务，多线推进，身心俱疲，“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感觉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内心有悲凉，更有责任，真的是极度焦灼、焦虑……”

　　《长征》剧中，红军战士平伢子掉进沼泽地，在牺牲之前有一段长达十几分钟的咏叹调，“战友们，战友们，请代我向新中国致敬……”印青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趴在钢琴上痛哭，情绪几近崩溃。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也会闪现出幸福的火花。如今回望，这何尝不是作为艺术创作者的一种幸福呢！“我常常会写到激动时哽咽难忍，医生跟我开玩笑说，像我这样的作曲家都活不长……没办法，不这样，出不来至情至性的作品啊！”印青粲然一笑。

　　话虽如此，可印青毕竟年过六旬，身体也时常提出抗议。“说实话有些干不动了，但还是忍不住要亲力亲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曲家还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心的，这是时代造就的。”

　　在印青内心深处，他们这一代人是为艺术而活的，“老一辈作曲家境界纯粹，我们继承了他们的一些优良传统，我们甚至不要钱，也愿意去写。我们是体制内的人，有生活保障，稿费是额外收入，能让日子过得更好。而现如今有许多年轻人不同了，他们需要接活儿挣钱，因为要生存。所以，他们的很多作品，一听就是没过脑子的行活儿、水活儿，但我其实很理解他们。”

　　印青心里还是存着深深的遗憾，“年轻人可能觉得我们这些老人老占着‘山头’，所以才没他们的出头之日，但其实不是这样！我在十年前就很着急，回头一看，没人了……我们真的亟须培养新人，培养接班人，但有些事情光着急也没用。”

　　目前，印青正带着一批年轻作曲家进行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的创作，“我们这些老同志真的是手把手帮他们改稿子，从结构、技巧、旋律到情感表达，都会帮他们调整。我们只是想全力以赴培养年轻人，帮助他们提高知名度，让他们拥有一两首有质量的代表作……”

　　传帮带，除了技巧，更要传授观念、理念，“要唤醒他们的家国情怀、社会使命感。眼界、格局不同，站位、高度不同，也就决定了作品的高度不同。这些都是经验，技巧与经验相辅相成。”

　　在印青看来，作曲家到了四十岁左右才会成熟，“四十不惑，通透了，心态平和稳定了，不急躁了，很多欲求会放下了，心态就会更纯粹了。不少年轻人不缺才华，只是缺对艺术的敬畏之心、纯粹之心。”

　　不过他也非常清楚，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写的东西，有时看起来可能是老了，不够新潮，但是我们能捕捉到社会需要的东西。技巧是基础，理念是关键，要写进老百姓的心里，自己首先要走心，要有成熟的思考。有些年轻人的东西也很不错，但他们似乎还捕捉不到、感知不到时代与社会的脉搏，这其实无关能力，而更多是基于人生积淀的思考。”

　　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印青越来越悟到其中精髓，“年纪大了，越写越简单，不再追求复杂的手段了，年轻时写一个作品恨不得把所有技巧用进去。如今，更懂得如何做减法，就像张大千的山水、徐悲鸿的马，寥寥几笔，形神兼备。”

　　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这是创作的追求，更是人生的境界。

　　记者手记

　　一大袋钱

　　买不来的艺术尊严

　　因为名气傍身，印青时常会面临利益诱惑。

　　曾经，有位企业老板通过熟人辗转找到印青邀歌。出于礼貌，印青见了对方，但表达了回绝之意：“我不写企业宣传歌，怕写不好！”对方不死心，从脚边拿起一个行李袋，放在印青面前，拉开拉链，全是现金，估计得有四五十万元。

　　“不够再说！只要你愿意写就行，不管好坏，随便写，无所谓……”老板一脸傲娇。印青呢，怒火骤起，“他以为我看到钱会很激动，但其实把我气得要死，竟然如此不尊重艺术！”最后，印青借故上洗手间就离开了。

　　这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事了。如今回想，印青依然觉得自己做得很正确，“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是不看重金钱，但我是有底线的，不能为了金钱失掉艺术的尊严！”

　　讲述此事，印青仍旧神色激动。对艺术的赤诚与敬畏，已经深深化于他的血液，就像他说起“家国情怀”“民族情感”“人生信仰”这些宏大的字眼，如日常聊天那样自然而然。（本报记者 李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