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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学书在实验室图片来源于网络
“蚊子很毒,靠叮人传播疾病;蚊子又很可爱,画出来美得很!”对于这个打了60多年交道的“老伙计”,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专家董学书如此评价。
世界上有3000多种蚊子,我国就有400余种。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成了它们“理想”的滋生地,种类达300多种。在这数百种蚊子中,有8种是云南疟疾传播的主要媒介。
从蚊种调查、标本采集,到养蚊子、画蚊子……上世纪60年代以来,董学书就一直从事蚊虫分类研究事业;83岁高龄的他,在退休后的23年时间里,依然坚守工作岗位,对蚊子“不离不弃”。
亲友曾多次喊他出去旅游,董学书却放不下手头的工作。近年来,为了防治登革热,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覆蚊上,相关成果《中国覆蚊属》将于今年国庆节前后出版。
画蚊子,专著惊到国外同行
放好玻片、调准焦距,一边瞄着显微镜,一边握笔作画……当记者进入办公室时,董学书正埋头画蚊子。
落笔前,董学书对着显微镜反复比对标本。为了减少偏差,他特意挪开风扇,整间办公室里只听得见笔落在纸上沙沙的声音。
1996年,董学书退休。可办理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办公室又出现了他瘦小而忙碌的身影,查找文献资料、制作蚊虫标本、讲解蚊虫分类鉴别……
“跟蚊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停下来反而不习惯。” 董学书说。
因检索图的需要,画蚊子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做蚊虫分类鉴别研究,还得靠那一幅幅图。”董学书说,雄蚊尾器作为蚊种的主要鉴别特征,必须一点一点描摹出来,容不得半点马虎。
对于没学过画画的董学书来说,画蚊子的过程极其艰辛。蚊子尾器有很多细微的部分,毛发长短、粗细、斑点大小都得在检索图上清楚呈现。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调节焦距,反复比对标本。“一横就是一横,一点就是一点,错了就会误导别人。”他说。
遇到复杂的图,董学书要花上3到5天时间完成。当天画不完的部分,他还会一个人来到办公室加班,图画好了回家才能睡得踏实。
日复一日,董学书的蚊子越画越顺,也越画越好。不过,因为长期埋头工作,他的颈椎出了问题。一回到家,脖子总是会有些难受。可第二天,他又会准时出现在显微镜前。
2010年,耗费近6年时间的《云南蚊类志(上卷)》正式出版。2400余幅有关蚊虫尾器的“工笔画”如同镌刻一般,过来交流学习的外国专家对此惊讶不已,争着抢着要把书带回去。
有一天,董学书从外国文献上得知了雌蚊尾器也可用来鉴别蚊种,极度兴奋的他又开始了全新的研究工作。
寻蚊子,斗罢毒蛇遇猛兽
画图前需要有成套的蚊虫标本,包括幼虫和成蚊。没有标本,蚊媒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但大多数蚊子都分布在野外,踪迹难寻。
云南地理气候特殊,生物多样性丰富,是我国蚊类区系和物种分布的核心地带,也是蚊媒传染病较多的省份。每年3月到11月,到了蚊虫出没的季节,董学书会深入到偏远荒僻的村寨,开展蚊种调查,足迹遍布云南12个州市,近60个县。
云南低到70多米的河谷地带,高到2000多米的高寒山区,蚊虫都有可能滋生。这对研究传染病昆虫出身的董学书来说,云南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矿藏”。每年刚开春,他就和同事们去野外采集标本,一去便是大半年,到蚊子越冬了才回来。
“蚊子它会飞呀,不好抓,但是又想要,急得心痒痒。”董学书说,碰到不太好抓的蚊子,只能再等合适时机。
可有时蚊子没抓着多少,倒遇着了毒蛇猛兽。
上世纪70年代,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一个村子,董学书正在一片草丛附近采集标本。突然,地上冒出一条眼镜王蛇,和他的个头一般高。董学书吓得一动不动,本想挪动步子往后跑,没想到又被一条母蛇堵住了退路,当时前后夹击的距离仅有几米远。
所幸,没过几分钟,母蛇就往草丛下钻了过去。看准了机会,董学书一个箭步往回跑,才算躲过了毒蛇的攻击。“当时直冒冷汗,如今想想还是有些后怕。”他说。
采集标本时,蛇是来回途中的“常客”。竹叶青喜欢攀爬在竹子上,最不容易被发现,可每天董学书和同事都要碰上好几次。为了和毒蛇作斗争,董学书还专门去买了一本书。
边境线上丛林高密,人烟稀少,一到晚上常有野兽出没。为了采集标本,他们又不得不冒这个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董学书和同事还会撞见一双双“发亮”的眼睛,不是下山的黑熊就是围猎的豺狼。
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董学书没有后退半步。他告诉记者,标本采集工作很辛苦,但很有意义,需要一直延续下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共收集了上万套蚊子标本,其中有发现的蚊虫新种26种,中国新记录种20余种,成为国内最大的蚊类标本馆之一,为蚊媒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生命不息,斗蚊不止。董学书已和蚊子整整纠缠了68年。“蚊子是一种可以变异的昆虫。蚊虫研究事业绝对不能丢,还要长期做下去。”他说。(严 勇 何春好 秦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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