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德原则问题的思索

　　针对改革开放中人们在道德原则上的困惑，陶德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了多种论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有什么不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先天的抽象的道德原则，道德原则归根到底是从现实经济关系中吸取得来的。当然，由于社会发展是世代绵延的过程，因而每一时代的道德原则中都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未来的憧憬，既有本民族本地区文化传统的延伸，又有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融的影响，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表现为千差万别的形式。但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及由此决定的现实的经济关系，仍然是最深层、最顽强的左右道德原则的力量。一切其他因素或迟或早都不免要经过现实经济关系的筛选、过滤、折光、重组，被熔铸成与现实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整体。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应当服从某种道德原则，而是一切道德原则或迟或早都不得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认为，根据我国的社会性质、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仍然应当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但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要科学地规定无产阶级道德原则的内容。对长期以来作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来宣传的东西要进行分析清理。有些确实是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应有的内容，现在也还要坚持；也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假大空的东西，甚至是封建意识或小生产者意识的变形，现在就应当摈弃。如果把过去宣传的道德原则不加分析地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尺度，“势必把大量的改革措施判定为违背无产阶级道德的行为，而把符合传统习惯的某些阻碍改革的东西视为坚持无产阶级道德的模范”。

　　第二，要具体地应用无产阶级道德原则。无产阶级道德的一般原则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具体处境中都有其具体的内容，不能把一般概念当作公式往具体情况上套。

　　第三，要注意无产阶级道德本身还有层次之分。要区分对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对少数先进分子的要求，对先进分子也要区分一般情况下的要求和特殊情况下的要求。

　　第四，要注意现阶段并不只有无产阶级道德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无产阶级道德并不是现阶段唯一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道德，全人类的公共道德和其他阶级道德中的积极成分也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第五，要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道德遗产。道德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并不意味着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道德毫无共同之点，并不排斥继承和借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无产阶级道德必须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道德遗产，以丰富自己的内容。特别是中国几千年的道德遗产中有大量的优秀成分，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宝贵资源。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陶德麟学术研究的根本旨趣，他的学术探讨无不体现着这一致思旨趣。他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是客观事实，但国内外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仍然歧见很大，必须从学理上予以澄清。为此，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系列论著，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他指出，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的观点不过是几十年前的老调重弹。这种观点曾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理由而甚嚣尘上，现在又以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起了变化为理由再度出现。这种观点一再强调时代和国情，可是它的谬误恰恰在于无视或曲解了时代和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正是由时代和中国国情决定的，过去如此，今天同样如此。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他认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不能用汉儒和清代朴学家注经的办法，以某个论断与某个文本是否符合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一句话，应当坚持实践标准而不是文本标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

　　三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他强调说，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才能得到正确理解，也才能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

　　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和视野。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关键是要处理好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首先要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其次，还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线性化的毛病，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其他外来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最后，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时，也要放宽视域，不仅要看到体现在著作中的理论成果，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情操、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看到它对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此外，还应关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和对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的研究。

　　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他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三者缺一不可，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其中，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但其他两个方面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也需要作为问题来探讨。他还对大众化的内容、对象、方法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现时代的中国大众“说中国话”，应当努力“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篇大文章”“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也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担当起这个责任”。

　　（作者：汪信砚，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