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赵振川，1944年生于西安，祖籍河北省束鹿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画创作研究院副院长，黄胄美术基金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第四届文联副主席，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陕西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陕西省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北大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客座教授。国务院授予“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资料图片

　　父亲、老师、师兄，都已经离开赵振川先生很多年了，而当年的小娃娃也已年近八旬，但赵振川没有停下画笔，没有停下脚步，没有停下追寻笔墨的心。如今，他的画室如同当年父亲的一样热闹，不断有学生、朋友来访……一切仿佛又回到一个原点，而更可慰的是，那颗热爱生活、扎根生活的初心始终没变。也许，艺术的传承就是如此，前辈牵着晚辈的手，走到一站，挥手告别，未来的路，会有新的年轻人在等待接棒。

　　2019年，秋日的西安，微雨，一种怀旧的天色覆盖着这个十三朝古都，对著名画家赵振川先生的采访是在他的家中。泡上茶，待热气袅袅升腾，突然听到蝈蝈的叫声从某个角落传来，看来属于它的季节尚未过去。

　　赵振川刚从祁连山回来，“逛山”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到山里、到乡下，到老农民家中，最有意思。遇到年龄相仿的老头儿，他特别愿意跟他们聊聊天，“这是回味人生很好的方式”。每一次去，山里都在发生变化。他最近到过潼关，昔日险峻异常的三省要冲之地，如今火车几秒钟就过去了，他感慨：“要塞只留下了一个名字。”

　　时代和火车一样，滚滚向前，赵振川从来不是一个抓着过去不放的人，但当回忆故去的那些人和事的时候，他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来处。

赵振川作品《祁连山平羌口写景》（2019年）。资料图片

　　谈父亲赵望云：人格非常强大，让我浸泡在文化氛围中

　　“首先肯定要谈父亲，父亲在人格上非常强大。”76岁的赵振川，是著名画家赵望云之子。虽然父亲已经去世40多年，但在儿子心中，依然高山仰止。

　　在公开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赵望云出生于1906年，河北束鹿人，早年与王森然、李苦禅等组织吼虹艺术社，1937年创办《抗战画刊》，创作面向生活，尤其擅长表现陕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

　　但在赵振川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更生动”的赵望云。

　　赵振川1944年出生在西安，出生不久，全家就搬到了粮道巷的一个小院儿，租的房子，有上房、东厢房、西厢房……是一个典型的北方院落。

　　小院儿听上去不小，可架不住人多。在赵振川记忆中，小时候家里永远是人来人往，有学画的、看画的；吃饭的人也多，父亲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干脆就住到家里——不仅免费，还管伙食。

　　赵望云的画室在院子南面的门边上，大人们在那儿画画，孩子们就混在中间玩。稍微记点儿事的赵振川知道，家里数画室最热闹。赵望云是一个穷画家，每年开两个画展，挣的钱才勉强够维持生活。

　　“父亲从小教育我，要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赵振川记得，有一次，门外走过担大粪的工人，小孩子嫌臭又调皮，捂着鼻子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担大粪的来啦！”父亲看见了，严肃地叫住了赵振川说：“不许这样，这是劳动人民。”这个童年片段给赵振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永远记住了父亲的教诲——要尊重劳动者。

　　这也和赵望云的艺术思想是契合的。1933年2月12日到6月28日，《大公报》曾连载“赵望云旅行写生”15辑，共130幅。这些作品将农村生活中的赶车、拾粪、讨债、把草、晒太阳、烧砖瓦等情景真实地展现出来，把破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和落后贫穷的社会现象，以新闻形式暴露在国人眼前。

　　此前，中国画表现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审美，而在赵望云的笔下，开始出现普通人的生活，古典中国画和生活现实紧密联系。当时，赵望云也不过二十多岁，就走了这样一条不被人看好的艺术道路，在今天看来仍是革命性的举动。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赵振川和家人去西华门街口看解放军进城，“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织成的草圈，老百姓去欢迎的人很多，很热闹”。

　　不久，解放军的领导就来看望赵望云一家，还送来了面和布，这下吃穿就都用不愁了。

　　赵振川说：“一解放，反差好大。”

　　为什么这么讲？原来，1948年年底，赵望云刚刚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受尽酷刑。因为1942年，在重庆，他给周恩来画了一张《相马图》，这张画挂在了王家坪毛泽东的会客室，后来转战陕北，画没带走，被胡宗南看见，就落下了“通共”的罪名。

　　入狱期间，赵振川跟着姐姐和徐庶之，去监狱探望过父亲，“那是一个傍晚，刺刀明晃晃的，父亲被从后面的小门押出来，跟我们见了面”。

　　赵望云当时以画劳苦大众、反映社会现实闻名，早就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6月，赵望云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回家的时候，嘴里哼唱的是“胜利的消息要传开”，非常兴奋。1950年，赵望云任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做了五六年文物的基础工作。

　　“现在说到父亲，都知道他是画家，其实他放下过画笔，做了很多文物事业的基础工作，很不容易。”赵振川说。

　　敦煌莫高窟、西安碑林、甘肃炳灵寺石窟、半坡遗址……赵望云的工作几乎涉及西北所有的重要历史遗迹，文物界尊称他为“西北文物事业的奠基人”。

　　父亲的这段工作履历，让赵振川有了一个特别的成长经历——他是在碑林摸着石头长大的。

　　西安解放后不久，为了方便工作，赵望云全家就从粮道巷搬到了碑林居住——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唐玄宗《石台孝经碑》、颜真卿《颜家庙碑》、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就在我生活中。在那种环境里，我对文物、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亲切感，也有敬畏感。后来，碑林建成了博物馆，孩子们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聊到这里，赵望云似乎就和天下大部分父亲一样，沉迷工作，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画家而对赵振川有什么特殊教育。赵振川的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点：“小时候没有系统学画，就常听父亲和朋友们聊天，他们不聊是非，只谈艺术。要说艺术道路启蒙，可能就是我早早地浸泡在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中。”

　　谈老师石鲁：要求学生能临摹、能写生、能下乡、能转化为笔墨

　　1959年，赵振川初中毕业，人生出现了一次转折，他被分配去学统计——那就去吧。政治经济学、运筹学、会计学……“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值得学，能得到看世界的另一种眼光”，他的大部分同学后来都供职于统计部门。

　　然而，眼看快毕业了，却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学生老师都吃不饱，饿得脸都肿了。赵振川只能在大雁塔边上放羊时，偷偷摘个玉米吃。1962年春，学校停办，学生各回各家。

　　半大小伙回家咋办？这时，恰巧西安美协成立学员班，采用传统的“师带徒”方式教年轻人。当时有个传统，父不教子，学艺的一般老子不教儿子，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也没教儿子，后来成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尚长荣，学的是花脸。所以，尽管赵望云也是学员班的老师，还是请了画家石鲁先生来教赵振川。

　　石鲁出生于1919年，15岁就考入成都东方美专，系统学习传统绘画，抗战爆发后投身革命，经常背着自制的画板为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小八路画速写。赵振川的人生就这样出现了第二次转折。1962年夏，身为画家之子的他，终于开始正式学画，而这一学，就到了今天。

　　其实小时候，赵振川也画画，不过那是画着玩儿，临摹小人书上的淝水之战，被大师兄黄胄看到，夸他“画得还可以啊”，到了学员班，才算真正上道。学员班的学生不过数人，在西安美协的院儿里占用了一间屋子。就像古时候一样，没有什么教程和课本，但师傅领着徒弟的手，时时刻刻都在学。

　　一进班，老师石鲁就让赵振川临摹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年轻人并不理解这幅画的内涵，也体会不到古人的情感，觉得很枯燥，但就是要这样“一点一点往前拱”。“中国文化是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富春山居图》画得润极了，苍润，它的线条都是长披麻皴，这是中国画用笔的重要方法，一波三折——一条线里波折出多个层面，不然怎能用几条线就把富春山水画得如此雍容？中国笔墨的魅力就在其中。”赵振川说。

　　老师还强调画速写，“石鲁先生对速写的要求很严。速写要求你能在瞬间把握对象的外貌、形态，甚至内心状态”。年轻人脸皮薄，不敢站到人堆里，赵振川就经常站在大门口观察——如果时光倒回半个多世纪，你一定能在西安钟楼邮局的角落里看到他。

　　除了临摹、速写，赵振川学画的另一个训练方式是下乡写生。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父亲赵望云。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依然记得1963年，父亲第一次带着他去祁连山写生。从兰州到肃南，上祁连山，翻越当金山口，人迹罕至，只有魔鬼一样的山体和柱子一样的旋风，那种荒蛮感给年轻的赵振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时候年轻，没有多少创作经验，观察和造型能力也不好，但就得锻炼，云杉林、古松林，看到什么画什么。”赵振川说，写生有线条写生和笔墨写生，在现场画的是线条，回来就得赶紧转为笔墨——中国画讲究的是笔墨，这个转化过程并不容易，中国画界一直到前几年都还在讨论。

　　那时候每年都要下乡，赵振川从不放过跟着前辈画家出去的机会。1963年，他到了渭南，画了黄河边的风景。“我现在都记得那些黄河边的老村落，村口有大皂角树，挂着一口大钟。村里一有大事就敲钟，村民就会聚到树下。妇女们在田里锄地，穷也挡不住爱美之心，头上都戴着花花手帕，很好看……”赵振川说，“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留在我心里，不去下乡，不会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