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历时8个月，清理园林绿化行政执法事项441项

    他历时近3年基本完成园林执法信息管理系统的编制

    他先后为各区县党政领导和执法人员组织培训500多次

    他带领团队连续5年推出与环境发展相关的地方法规规章

    他就是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市园林绿化局法制处处长冀捷

    从初到林业“三定”办工作时的忐忑到如今的市园林绿化局法制处处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到如今法规条例的起草者；从艰苦而波折的大学生活到雨后种树、下乡调研；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北京市农业环保先进个人，首都绿化美化积极分子，到2012年的北京市政府法制工作先进个人，冀捷走了一条看似普通实则不平凡的道路，也被业内誉为北京城市绿化法制化的先行者。如果说，之前他是和别人一起参加植树造林搞绿化，如今，他则主要通过主持起草相关法律法规，用手中的“笔”来推动和保护园林绿化工作。

    「探访冀捷」

    文学青年走上绿化护林路

    谈起自己的经历，冀捷的记忆回到了过去。1960年，他出生在北京怀柔，从小爱好文学的他，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1978年，冀捷报考了北京林业大学并顺利考取。学习林业专业的冀捷，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父亲背着行李卷，送自己登上火车的情景。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转了5小时的汽车，冀捷终于到了学校。

    彼时的北京林业大学（原北京林学院），从1969年即开始迁往云南。1973年之后，搬迁至昆明市安宁县楸木园。冀捷入学的1978年正是“林大”在云南的最后一年，学校面临搬迁。因此，在冀捷的记忆中，自己的大学生活始终都是在辗转中度过的。

    1979年，林大开始逐步迁回北京，刚刚熟悉云南气候的冀捷又随学校回迁。此时，林大北京原址已分别被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等单位占用。回来后的冀捷等林大师生，发现自己已没有真正的校舍。“我们的教室很简陋，都是在学校原有的空地上搭起来的木板房，宿舍就是学校的大礼堂，在礼堂里用泡沫砖隔成不同的屋子，一个班住一屋。”冀捷笑着回忆，“那个时候唯一感到兴奋的是学校的图书馆，在那里，冀捷看了很多书。这些书开阔了我的眼界和思路，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很有帮助。”

    指导一线工作爱上植树造林

    参加工作后，他最初是指导郊区农村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把山场、树林划分到个人。这项工作也是林权制度改革的前身。他先后去了多处北京周边区县。一天只有两班的公交车、去老百姓家里吃派饭、睡有虱子的床铺、雨后造林……都成了他最深刻的记忆，也让他深深的爱上了首都的山林和林业这个行当。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之久，艰苦的一线工作也让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磨练了自己的性格。在采访时，冀捷兴奋地向记者描述，“当时，我们的造林成本非常低，一般就是松柏苗，五十棵绑在一起，放到框里。下完雨，上山栽种，但成活率很低，尤其是在冬季，树苗很容易就被野兔子吃了，北京常有春旱，那么一点小苗就要扛过50多天的春旱，非常难。但久而久之会对这地方产生感情。”

    后来，冀捷前往北京市林业局造林处，并参加了北京市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参加北京市“三北”防护林工程期间，冀捷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画地图、统计分类各种数据，第一次算出了五大风沙危害区的面积为241万亩，涉及到了77个乡镇。

    “这段时间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当时我是在平原组，工作是关于农田林网。我在其中参与到了农田林网的标准和检查办法的制定过程。”当时，制定中的大部分经验都来自于教科书，基础理论借鉴于苏联，但苏联的理论到冀捷学习时已经落后。于是，来到这里的冀捷有了修改当时理论的想法。“最简单的例子，当时苏联的理论是林带要和害风来的方向垂直，但北京冬春季节的害风主要是西北风，林带要求垂直的是正东正西这样的走向，与北京的实际风向不相符，这样会造成林网的背风面土被卷走，对树木生长有影响。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标准进行了调整，让林带形成一定的角度。另外，我们还提出了沟谷河渠为骨架造林，当时北京的公路密度从全国来讲是比较高的，县乡路比较发达的，沿着路来造林会更方便。”

    这段时期的实践，冀捷称是终生受益，而这样走入基层的工作也让他重新认识了他曾经的学科和学习的内容。冀捷说：“在我看来，植树造林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项事业，而非一项工作。”当然，这也为他日后从事林业法治工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