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失败证明，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中心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的俄式革命道路在中国已经行不通。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开始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此时的工人运动转向以防御为主，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

　　“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在反对党内右倾错误的同时滋长起“左”的情绪，要求工会工作以夺取政权为中心，不断暴动。

　　这种“左”倾冒险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党和工会的力量又一次遭受惨重损失。

　　第五次劳大（会址上海）一次秘密召开的大会

　　在极为严酷的政治局势下，党中央为了贯彻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共产国际对中国职工运动决议案，促进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决定于1929年11月7日至11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

　　大会在项英、林育南、李立三等全总负责人的具体领导下筹备召开。

　　第五次劳大秘书长林育南化装成南洋回国经商的华侨，化名李敬塘，和刚从济南一监狱脱险出来的张文秋扮成假夫妻住在上海，筹备五次劳大具体事宜。

　　为了保证第五次劳大取得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会前，林育南在上海公共租界爱文义路口，即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二路路口以每月60两白银的高价租了一栋较宽敞的楼房。处于闹市的房屋三面临街，每面都有门，进出非常方便。他们精心设计，把里里外外修葺一新，室内陈设富丽堂皇，俨然是家藏万金的大资本家的豪宅。一楼是林育南的住宅，陈设着各种高级家具和日用品。二楼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各房间备有草席，个别房间还备有一两张桌椅，供开会和休息时用。楼上临街房间的玻璃窗上，装有墨绿色呢子窗帘，以防街上的人窥视室内情况。

　　与此同时，全总派来的工作人员扮演成宅邸所“雇佣”的厨师、佣人等角色。他们进出都以小汽车代步。大会筹备工作做得极其出色，反动军警每天从房前屋后巡逻经过，却都不敢上门问津。他们以“瞒天过海”的方式保证了五次劳大按时、安全召开。

　　大会由项英、林育南、李立三等七人组成的主席团主持，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铁路、海员、矿山、五金、纺织等行业及上海、天津、山东、河南、福建、香港和闽西红色区域等地，共29人，代表3.9万余各行业、各地的赤色工会会员。

　　大会开幕后，林育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祝词。祝词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工会目前的任务，最后庄严地宣告：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革命的前面，始终要执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使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奋斗！

　　大会一共持续五天，会场始终充满热烈、勇敢、坚决斗争的情绪。最后一天，举行了全体代表大会，由项英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报告》。

　　根据时为大会秘书的张文秋回忆：“代表都以严肃的态度默不作声地坐在草席上静听着项英同志以低沉声音做的报告。在项英同志发言以后，有个东北抚顺的代表突然站起来，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和愤怒的声音报告了当时东北矿工生活的惨痛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惨无人道的暴行和无情剥削的事实，激起了全体代表的愤怒和同情，许多人都流出了眼泪，我也感到鼻子一阵发酸，两眼泪水盈眶欲滴。”

　　第五次劳大选出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项英、邓中夏等27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张金妹等18人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罗登贤为党团书记。

　　这次大会，时间虽短，但圆满实现了预定的各项议程，确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中心任务，规定了斗争的策略和新的战术。

　　但这次大会受“左”倾观念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存在着完全照搬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决议的现象，强调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的对立，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人运动的转折点。白区工人运动屡遭挫折，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关最后在白区无法立足，被迫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

　　第六次劳大（会址哈尔滨）恢复与重建，迎接新中国

　　在1929年第五次劳大召开19年后，1948年8月1日至22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518人代表全国各地283万余名有组织的工人出席大会。

　　大会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认真听取并着重讨论了陈云《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的主题报告等。大会还通过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决定恢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朱学范向大会致《闭幕词》时说，这次大会不仅在组织上是统一的，在意志上、思想上、精神上、行动上都是统一的。

　　大会制定了正确的工运方针和政策，在中国工运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继往开来的划时代意义。大会提出和确定的中国独有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方针是第六次劳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执委会，推选陈云为全总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任副主席。会后，陈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建议由李立三担任全总常务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1949年5月，全总常委会扩大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全总名誉主席。

　　第六次劳大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恢复与重建，对动员全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起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为第六次劳大为解放前以及将要创建的新中国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工运方针，从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工运的新起点。

　　至此，中国工会发展和工人运动，经历觉醒、联合，以团结统一的面貌砥砺奋进，完成了开创、奠基的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会运动完成了指导思想、组织建设、宗旨等方面的转变。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会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随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此，中国工会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中国工会七大、八大（建国后会址均在北京）蓬勃发展，工人阶级有荣光

　　新中国成立，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力军。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中国工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规定了工会应有的权利和职责。中国工会为迅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按照产业和地域建立起各级工会。

　　1953年5月2日至12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由以往的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改名为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813人代表全国1020万会员出席大会。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中国工会七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的首次盛会。

　　此次大会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及时为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明确了新的方针和任务，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会工作和工会理论产生了重大的长期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系并教育工人群众，不断提高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为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大会由全总副主席刘宁一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辞，全总秘书长赖若愚作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为完成国家工业建设的任务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的决议及《关于拥护世界工会联合会召开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赖若愚当选为全总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当选为副主席。会议决定刘少奇继续担任全总名誉主席。

　　1957年12月2日至12日，中国工会八大在北京召开。代表989人、候补代表100人，代表全国1630万会员出席大会。此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大会重申了中国工会七大制定的工会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工人阶级当时的中心任务，即努力发展工业，积极支援农业，集中力量执行即将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和《中国工会章程》等决议。新的工会章程规定，工会的组织原则由原来的产业原则改为产业和地方相结合的原则。赖若愚当选为全总主席，刘长胜、朱学范、许之桢、陈少敏任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