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往往认为社会保险是公共财政属性，需要强调，社会保险是保险的属性，必须坚持精算平衡。”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强调，社会保险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要调动当代人的积极性，强化个人责任，要建立一个自身能够精算平衡的制度，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

　　楼部长的演讲一结束就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社会保险这个看似学术性的话题在社会舆论中屡次发酵，究其原因，直接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责任分担机制，其背后是利益的合理划分。特别是楼部长明确提出来，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是适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重要条件，必然引发进一步的讨论，到底谁该为社会保险承担责任？

　　实际上，这一问题不应有争议，社会保险作为一个准公共品，是为解除全体劳动者后顾之忧的制度安排，涉及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问题。在社会保险制度中，政府的历史责任和现实兜底责任，国有资产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劳动者和雇主的缴费责任，均不可偏废，共同构成了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正如楼部长指出的，1997年之前，企业和职工并没有养老保险缴费，这些职工进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作为视同他缴过费对待的，从而造成后代人必须提高缴费率，来补充‘老人’未缴费造成的缺口。但这个责任理应由谁来承担？1997年以前，职工没有养老保险缴费，实际使得企业成本不真实，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资本积累，也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因此，这一历史责任，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都应有份，而不独是国有资产的投入。应当对历史责任进行清晰地认定，有多少“老人”进入制度没缴费，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应当投入多少，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补上这部分责任，使得社会保险制度轻装前进，这样才能为费率调整等创造制度空间，也才能合理划分各方现实责任。

　　进而言之，在历史责任清晰认定的基础上，社会保险各方的现实责任也不应回避，社会保险制度不是政府福利制度，政府的强制力是制度运行的保证，但社会保险本质上是劳方、雇主（包含政府）和政府基于应对社会风险的共同考虑而设立的制度安排，劳动者是出资人和受益人，雇主一方是出资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益人。它强调受保障者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采取的是受益者与雇佣单位等共同供款和强制实施的方式，要求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及其雇主必须参与并承担相应的缴费义务。就现实责任而言，其缴费主体是雇主与劳动者个人，政府主要承担兜底责任，权利主体是劳动者个人。可见，社会保险既不同于政府负责的社会救助制度，也不同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其他公共福利计划，它实际上是劳资双方利益调整机制，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公共福利计划。因此，那种简单地把养老金上涨寄托于政府财政投入，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提高寄望于政府财政的想法并不准确，就像楼部长讲到的需要强化参保人的责任意识。

　　公共财政之于社保制度，是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是保证制度平稳运行的兜底性制度，但兜底并不等于社保制度带着“福利刚性”的惯性思维无序提高，而确实应该坚持精算平衡原则，考虑抚养系数、缴费比例和待遇水平关系等客观因素，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努力实现全国统筹，达到在全国统一基础上可持续的代际平衡。

　　概而言之，对社保责任的争论不如来点实际行动，尽快填补历史欠账，努力追求精算平衡，让政府承担起最后的“安全阀”角色，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发展的制度，才会惠及子孙后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