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份盖有“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公章，要求北医三院调查本单位怀孕职工母子双亡的红头公函，在网上流传。目前院方选择通过调解机构或法院处理解决此事。中科院理化所也发声明称，支持职工家属合理维权，但不鼓励任何过激行为。（见1月17日《北京晨报》）

　　医疗纠纷和医患冲突经常有，但死者所在单位发公函要求医院进行调查，却比较罕见。公众同情医疗事故罹难者及其家庭，但是，维权之举应该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进行。

　　“公函维权”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一者，无论是中科院还是其下设机构，向北医三院发函，都应该是公事对公事，因医疗事故而发函，似乎有公器私用之嫌；二者，中科院发函背后，可能是职工家属维权遇阻，单位出公函为职工“助力”可以理解，但该职能本该由单位工会履行；三者，一纸公函的背后或许是一定的特权思维，这种现象或许在中科院身上体现不明显，如果换成其他政府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似乎就可能“小宇宙爆发”了。

　　但这件事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停留于“公函维权”之举是对是错，而在于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纠纷，普通职工也好，一般百姓也罢，到底该如何维权？可能正是因为人们在医疗事故面前总是显得束手无策，总是很难找到合法程序的入门之处，或者合法渠道给出的结果不符合内心期待，才最终导致了诸如“医闹”以及单位发公函之类事件的发生。

　　2002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明确了行政处理、医患协商和司法诉讼等几种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处理医疗事故最关键的部分是事故认定，尤其是技术鉴定由地方医学会来进行。客观来说，这些程序的设计本身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方面，我国不少地方医学会多半由各医院技术专家组成，其独立性难以得到社会认可；另一方面，走程序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大，对医疗事故受害者及家庭而言，往往是等不起的。

　　正规医患纠纷维权程序的繁琐以及权威性容易受到质疑，“医闹”行为就会大行其道。同时，因为个人维权“路漫漫其修远”，让单位出面解决某种程度上也算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从这个角度讲，中科院发函帮助职工家庭进行维权，也算是在情理之中。

　　正常维权路径的“梗阻”以及相关程序的复杂等现实，让人“有病乱投医”——只要能够给院方造成压力，似乎什么方式都可以用。而如何才能让我国解决医患纠纷的路径更加通畅，显然是一道更复杂、更该正视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