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巨奖销售的禁止性规定，并非否定有奖销售本身，而是针对商家不得滥用有奖销售手段来损害消费者利益、危害公平竞争。认定巨奖销售无效，客观上将助纣为虐，激励经营者背信弃义。

　　有奖销售中，王女士喜中26万元大奖却遭商家拒兑，遂诉诸法庭。近日，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定该有奖销售活动奖额超过5000元，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禁止性规定，该抽奖活动无效，将由工商管理部门处罚商家违法有奖销售行为，并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据1月31日《江南都市报》）

　　实践中，商家举办巨奖促销，事后拒绝向消费者兑奖的案例不少。各地法院处理中，也各有不同，典型的两种判例，一是在认定商家违法的同时，依据诚信原则判决商家向消费者兑现奖励；一是如上所述，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而抽奖活动无效为由，驳回消费者诉请。

　　因为奖额过高，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商家就能以此为借口，出尔反尔，拒绝兑现所承诺的大奖。如此裁判，必然带来“法律在保护借大奖促销商家”的舆论吐槽。

　　有奖销售在起到很好促销效应和扩大商家知名度的同时，也会刺激消费者冲动消费，抱着中奖期待“捆绑”购买本不必需的商品，而且此类商品的质量或服务往往混杂瑕疵。因此，对不当、违法有奖销售进行有效法律规制，不仅是为了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也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工商部门对不当有奖销售活动的处罚，是罚款一万至十万元，而巨奖促销涉及消费者众多，如果都真正兑现，商家将付出的远非一个26万元的高额奖励，由此可见“赖账”商家的违法成本明显偏低，一旦法院支持商家“赖账”，就很可能变相鼓励、纵容了那些搞恶意有奖促销，“忽悠”消费者的商家，导致“违法有理，违法有利”，严重影响交易安全和市场稳定，诱发信用危机，损及消费者权益。公众眼里，这样的判决无疑悖逆情理，难以接受。

　　事实上，如此“偏袒”商家的裁判，不仅仅是有悖情理，也不符法理，于情于法，均值得商榷。

　　法院据以裁判的理由，是巨奖销售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第（三）项“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有奖销售……（三）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超过五千元。”这一禁止性规定。但如此论断，难谓恰当。

　　巨奖销售活动，其实是一种附加了赠与或博彩合同内容的特殊买卖合同，如果认定抽奖活动无效，将使得整个有奖销售合同无效。如此一来，除了导致公正性、效率性缺失，也经不起合法性拷问。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一种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范，可分为管理性强制规范和效力性强制规范，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才归于无效，但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一般只是具有行政违法性，而非民事违法性，其法律后果是将接受公权力的行政处罚，而不导致对合同效力的否认，否则将破坏民事活动诚信原则、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和私法自治原则。

　　对此，最高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管理规定。”可见，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同不等于无效。

　　在管理性强制规范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区分上，有一定的标准。具体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第（三）项，即属于前者。首先该规定并未明确巨奖销售的合同效力问题；其次巨奖销售并不涉及国家利益，也不当然损害社会利益；再次，法律对巨奖销售的禁止性规定，并非否定有奖销售本身，而是针对商家不得滥用有奖销售手段来损害消费者利益、危害公平竞争；再从利益权衡而言，认定巨奖销售无效，客观上将助纣为虐，激励经营者背信弃义，危害交易安全，损及消费者权利救济。

　　公法的归公法，私法的归私法。商家搞违法巨奖销售，应接受行政法上的负面评价和制裁，但这与民法上的销售合同有效本身并不冲突。相反，通过认定巨奖销售合同有效，来保障消费者的预期利益，将极大提高经营者的失信成本并有力约束其违法行为，倒逼其一诺千金，减少恶意营销和恶性竞争行为，从而营造诚信、公平的法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