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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同于“老师”单纯地表达“教与学”的关系,更在教学之外有着情感的表达与价值观的追随。在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里,师徒关系其实无处不在。如果说从普通一员到成为大国工匠,是个“独善其身”的过程的话,那么从大国工匠再到成为“师傅”,就有了“兼济天下”的胸怀。
跟师傅学什么?首先肯定是技术。与课堂上的书本教育不同,师傅在车间厂矿、操作台前带给徒弟的教育更加直观、实用。因为他们常年奋战在一线,知道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最关键的节点在哪里,最“较劲儿”的难题如何探索。这种亲身实践所带来的知识储备与技能提高是书本教育难以比拟的。
另外,师徒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也让师傅能最直观地知道徒弟的问题在哪里,从而帮助年轻人少走弯路。航天科工集团首席技师刘红光的徒弟就曾说过,“我师傅眼可‘毒’了,从你身边路过,你一焊完立马就能告诉你刚才错哪儿了。”
作为大国工匠的师傅,经常要承担一些前沿性、攻关性课题,这其中包含的新思路、新技术要进入课本,通常得有一定的延时,而在师傅身边的徒弟却能够“偏得”。这种时效性、针对性俱佳的教与学,只有与师傅面对面“过招”才能够享用。
学会了师傅的技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技工,但要想成长为新一代大国工匠,仅技术高超还不够,更要有甘于寂寞、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等优秀品质。技术与品质是相互促进的,而品质本身又不同于技术习得的直观明了,更多要靠与师傅的朝夕相处、口传心授得以传承。正所谓“言传身教”,言语的作用是传播,而真正的教育离不开亲身示范。
1978年,16岁的马荣第一次走进了人民币雕刻室这个保密机构,那些“身穿长袍,手握放大镜,斯文有礼”的前辈让她形象地知道了什么叫做“耐得住寂寞”,而工作以来手里使用的一把前辈留下来的旧刻刀,让她明白了坚守的意义。作为第五套人民币毛主席肖像的雕刻者,马荣学习的教材就是前辈的身体力行。
今天,人们怀念曾经的师徒关系,尤其是那种亲如父子的感觉。这份“师傅情结”中,恐怕除了有技能传承的希冀外,更有对大国工匠人格影响力辐射的期盼。
现在,不少地方,“劳模工作室”“名师带高徒”等平台频频出现,有的地方充分尊重师傅的讲演、技能与教授,设计了“与工资收入挂钩的企业师带徒技能提升制度”,师傅可按等级享受带徒津贴。这些利好政策,为师徒关系的重新构建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会。
如何激发90后等新一代技术工人与师傅产生“共振”,不仅考验着大国工匠的能力和水平,也考验着相关制度和环境的搭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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