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呀，我们互相伤害！”这本是句网上流行的戏谑之语，表达网友间“相爱相杀”的玩笑式情绪。如果“犯罪之乡”不躬身忏悔，“互害型社会”的危害必然不远。

　　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发生后，有“诈骗之乡”之称的福建安溪被重新挖掘出来。多方人士反映，当地一些人甚至认为诈骗是种“谋略”，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见9月1日《新京报》）

　　从勤劳致富的“茶都”到不劳而获的“诈骗之乡”，地域标签的转变，实则是个体价值取向逐步外溢并侵蚀集体价值取向的体现。

　　一个好好的“茶都”怎么就成了诈骗窝？贫穷是当地人眼中的罪魁祸首。不容否认，在一些地方，田地荒芜、人口外流，安居乐业并不轻松。可古今中外从不缺贫困之处，也不是所有穷乡僻壤都出问题。贫穷显然并非集体行骗的必要条件。

　　以诈骗起家甚而致富，却并未遭到道义上的谴责，结果便是应验了“坏苹果法则”的作用——一个人“带坏”一个村。而这同样是另外某些地方成为所谓“犯罪之乡”的重要原因。

　　文明古国，民风淳朴。“仁义礼智信”的崩塌，很难说是某方面的问题。经济社会和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让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诸多社会契约纽带发生断裂，在旧的秩序被时代侵蚀、新的法治思维尚未到位的“洪荒”中，“诈骗自古有之，两军对垒时常用，是一种谋略，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也仅是‘骗骗人而已’”的自我消解便不足为奇，罪恶感便也显得无足轻重。

　　混淆了善与恶、是与非，便作恶不自知，甚至以恶为善。任由这种与社会主流相撕裂的价值观滋生蔓延，其后果就是形成互害型社会。在“罗生门”的故事中，撕扯一具尸体的头发卖钱的老太太，在被路人指责没人性时，却说“你知道她生前是个什么样的恶人吗？”这名路人恍然大悟“为了生存，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抢走了老太太的衣服。

　　对弱者不再同情，对他人尊严不再敬畏，即便成为掠夺者，之后何尝不会被人掠夺？当诈骗被奉为“谋生手段”，当“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席卷而来，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那“罗生门”下的老太太？

　　“来呀，我们互相伤害！”这本是句网上流行的戏谑之语，表达网友间“相爱相杀”的玩笑式情绪。如果“犯罪之乡”不躬身忏悔，“互害型社会”的危害必然不远。

　　在挽救人心与道德的路上，有人提出诸如基层治理、社会共建、回归乡土文化等建议。眼下，更重要的是“医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找到他们最缺失的，在推动不同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同时，强化基层治理，尤其是让对法律、道德及公序良俗的敬畏深入人心，才恰是对症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