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我国工业大省广东20年来已新发现正己烷、氟苯酚中毒等25种化学品引起的新职业病，有毒有害作业人群数量已达2000万人。

　　广东的问题有一定代表性。从全国看，近年来职业病呈现高发态势，目前国内8亿多就业人口中，接触职业危害的劳动者已达2.2亿，其中进城务工农民占总发病人数的80%以上。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劳动关系不固定，加之职业病隐匿迟发，农民工的职业健康往往被忽视，发病后维权求偿困难重重。例如，四川省渠县农民肖化中从事采矿工作30多年，前几年被诊断为煤工尘肺三期。但当事煤矿以他曾在多家煤矿工作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仲裁不管用、上诉不受理，肖化中维权多年后，虽经工会艰难协调最终获赔14万元，可这笔钱远不能弥补职业病给他身体和精神上造成的损害。

　　职业病高发态势为何得不到有效遏制？受害者为何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制度缺陷是重要原因。

　　“取证难”已成为职业病诊断的“拦路虎”。比如，《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要做职业病诊断必须提供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但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主要由用人单位掌握，如果用人单位不配合，维权者无计可施。再如，《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认定须在做出职业病诊断后一年内进行，如果患者不知情或者因治疗原因未能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则很有可能因为超过申请期限而不被受理。事实上，从申请工伤认定到索赔，走一遍程序最久需要1500多天，很多人还未走完这条维权路便已离世。

　　相关法律法规缺乏配套。1987年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是我国目前唯一专门针对尘肺病制定的法规，条例仅针对尘肺病防治做出规定，处罚措施也没有具体细则，不具操作性。而《社会保险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虽提及职业病防治，但对企业履责缺乏细则，并且各相关条文互为掣肘，影响受害者维权。比如，明确职工是否算工伤，要看诉讼时效；给尘肺病下诊断，要看劳动合同的性质……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关联，反映出目前劳动者职业健康保护缺乏顶层设计的尴尬处境。

　　职业病危害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保护劳动者仅靠事后维权还不够，关键要防患于未然。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生产装备水平不高，工艺技术相对落后，职业病危害较严重的行业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伴随着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广泛应用，新的职业危害风险也将不断出现。如果缺乏足够分量的惩戒措施，企业必然吝于在职业保护方面的投入，导致旧病未去、新病又来，使职业病防治始终处于负债状态。

　　我们不要带血带泪的GDP，我们不能让农民工兄弟在城市勤苦工作半辈子，却带着病痛残疾和无处讨个说法的委屈回到故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必须从立法入手，废立并举，改变职业健康法律法规层次低、针对性不强、对违法企业惩罚力度不够的局面，倒逼企业提高有毒有害作业的防护意识，为劳动者撑起健康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