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的四川人老许在太原打工期间被砸成八级伤残，由于身上多处骨折，行动不便，只得在四川老家养伤。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郝晓明、闫艳军律师全程包办了老许的维权事宜。（12月7日《太原晚报》）

　　每次看到农民工维权新闻，我就想一个问题，农民工维权难到底难在哪里？不管是工伤维权，还是讨薪维权，农民工的维权处境都很难。就说“讨薪难”，到底有何“难度”呢？撇开有关部门对讨薪者的态度、以及讨薪所耗费的精力就不谈了，讨薪得有证据，劳动合同、上班考勤记录、加班记录，这些最基本的用工证据讨薪时必不可少，可是，有多少农民工能拿出这些证据？

　　这就是“讨薪难”的现实，连最基本的讨薪证据也拿不出，农民工讨薪怎能不难呢？欠薪者怎能将农民工讨薪当回事呢？缺乏用工证据表面看，是一些企业用工不规范，政府部门监管失责，其实根源是农民工权利贫乏。无论是劳动合同，还是上班、加班记录，都是法律赋予劳动者应享受的基本权利，可就是这些最基本的权利，许多农民工也一直被架空。

　　农民工为经济发展作出了无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可处于底层的他们，至今连辛苦干活的工资也常被克扣。追本溯源，与权利贫乏密切相关。解决农民工被欠薪问题，最缺的不是法律，也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知和要求”，而是给予农民工真正国民待遇，真正落实权利的切实制度安排。换言之，拖欠工资只是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拖欠权利”，不彻底落实权利，再多的“通知和要求”，也是应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