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农历年末，农民工讨薪的报道，渐次出现。河南郑州七旬老人讨薪路上的辛酸生日、陕西西安农民工讨薪时意外死亡，虽是极端个案，但农民工被拖薪、欠薪的现象，还较普遍。

　　应该看到，这些年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恶意欠薪罪”入刑了，行政执法更主动，监察执法与法律援助联动更通畅，工资保证金等制度也在完善之中……有各方的重视、有法律的保障、有治理的给力、有制度的支撑，欠薪问题相对过去有所缓解。但在现实之中，在一些地方，这一道道防护墙还是时有失灵。

　　法律是维权的重要武器，此类纠纷理应被纳入法治轨道解决。但也要看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原因错综复杂，拿起法律武器清欠，门槛不低、成本也不小。作为一个涉及数亿农民工权益的大问题，在法律兜底之外，还必须从管理机制、文化认知、社会结构等更多维度上，全方位、全过程地为这个庞大群体“赋权”——要想年底不集中讨薪，必须致力于平日的不欠薪，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最核心的逻辑。

　　从管理机制上讲，层层分包与转包在建筑业比例非常高，在层层拖欠的责任逃避中，农民工处于最末端，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缺乏议价话语权。因此，必须果决有效地推进工资保证金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等，对各个环节进行约束和规范，把“不能欠”置于“不想欠”之前。

　　这几日，农民工巨晓林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消息广为传播。与之前的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一样，这同样释放着强烈的信号：近3亿农民工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运行体制当中来，正在成为现实。巨晓林表示，他要“做农民工的代言人”，将着重调研农民工薪酬、安全防护、劳动合同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很难，也必须直面的命题，需要巨晓林的努力，也需要更多巨晓林们的持续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