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地方人社系统获悉，根据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人社部决定在一段时间内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时间，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改为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且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之所以延长最低工资调整周期，与近年来有舆论认为最低工资涨幅过快有关。根据人社部统计，过去五年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平均增幅为13.1%.最低工资标准，向来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高了，企业用工成本会增加，经营负担会加重；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低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恐怕难以保障，甚至也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换言之，站在企业角度与站在政府的角度、站在民生的角度，会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产生完全不同的态度。

　　当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权威人士在官媒上道出的“L”型经济发展曲线更是意味深长。而且，最近的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是发生在去年年底，有几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突破了2000元，而最低工资又是一个税后的概念，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用工成本。此语境下，通过延缓最低工资调整周期降低企业的负担，也算是人社部门的积极作为，对经济复苏，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最低工资，终究是一个市场化的东西。它不应该代替社会的基本保障制度，也不应该给企业造成巨大的负担。延长最低工资调整的周期，应该视作政府尊重市场规律的行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知道，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家不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政府不希望通过强制手段来干预公司行为。而社会劳动力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年年调整最低工资，看起来很美，很得民心，但实际上是在破坏市场。

　　工资与劳动付出，是市场经济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有些时候，政府能不能对最低工资发布一个漂亮的数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劳动力市场究竟处于供大于求状态，还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如果存在严重的“用工荒”现象，则企业想不执行最低标准都难。可是，如果某一行业、某一年龄段的劳动力并不紧缺，则恐怕即便是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也有人削尖了脑袋抢工作。

　　制约国民收入的症结，也远远不在最低工资这个问题上。没有集体协商工资制度，没有真正能够为劳动者维权的社会团体，仅仅靠人社部门的强制命令，最低工资标准也很容易被架空。事事指望诉诸法律，只能导致两败俱伤。而且，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出，也应该是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职工团体来提出的，维权和诉讼事宜也应该由团体来完成。

　　因此，调整密度过大的最低工资，就像是社会的“形象工程”。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这种形象工程已经越来越凸显出一些经济弊端。此语境下，延长最低工资调整周期，甚至是暂缓数年，是让灵魂跟上来和尊重市场之举，也是落实十八大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