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西到上海务工的李某，去年11月到一家名叫上海蓝动窨井设备有限公司的单位应聘，老板保证签订劳动合同、缴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承诺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做五休二。李某去年11月18日开始在新工厂上班，但发现企业迟迟不签劳动合同，也没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今年2月和3月的工资，企业和他协商每月按2100元生活费给他发钱，拖欠的工资和职工养老缴费给他打欠条，约定4月15日清欠。4月15日，李某去找老板拿欠条上的工资，因话不投机，老板让他去找劳动监察。（6月8日《劳动报》）

　　据《劳动报》报道，李某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可提供不出劳动监察立案所需的劳动合同或老板个人信息，当他赶回厂里，老板已不见踪影。李某原本并不想和老板闹僵，若不是房东催他交房租，他也不会向老板催要欠薪。谈到维权，李某也有点怵，蓝动窨井这家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是他所认识的老板，而老板的妻子在大学里面教书，还没搞清楚是哪所大学的哪个部门，就被企业扫地出门了。

　　计划经济时期，理论上政府是企业所有人，工人的权益是通过行政渠道去维护，所以过去工人的维权意识不强。但市场经济不同，企业独立自主经营，即使用工违法，只要无人举报，政府也不会干预，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工人依法主动维权。

　　我们国家历来以维护劳动人民利益作为治理社会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中，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格外重视。对比《劳动法》和14年后的《劳动合同法》，会发现后者有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倡导鼓励劳动者主动维权。两部法律都规定了用人单位要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可《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一年内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要支付双倍工资，这就是从经济补偿方面鼓励劳动者主动维权。

　　可不少劳动者不是迫不得已，仍不会主动维权。一是感觉自己受制于人，相信雇主的承诺会有利于工作保障，因此不太注意收集导致权益受损的证据，想依法维权时心里没底。二是劳动者并不清楚依法维权的渠道有哪些，比如上文中的李某，如果只是讨要欠条上的欠薪，无需向劳动监察举报，无需证明劳动关系，直接凭欠条上法院打民事官司就行，当然索要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则需要打劳动官司。三是劳动者并非专业法律人士，有时会被某些收费的律师忽悠，现实中就有这样的案例，工伤农民工听信律师所说的高额赔偿，同意支付代理费委托律师打官司，结果不合理的诉求使案件难以结案。四是有的劳动争议案审理时间过长，虽然劳动争议案件仲裁不收费，法院仅收10元的诉讼费，但时间成本劳动者难以承受，特别是个别办案人员素质低下导致的案件久审不决。

　　让劳动者依法主动维权，需要清理维权渠道中的各种障碍，为劳动者扫清道路。